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