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京华。记得初，在香港念书，常常看到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本《京华春梦》，写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张恨水的小说人物代表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军阀、梨园角色，和潦倒的骚人墨客、烟花柳巷的可怜人。林语堂后来曾用英文写了一本《京华烟云》，林语堂的文笔当然一流，可是他对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没有张恨水那么深入体验，因此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确有它的代表性。

    话扯得远了，现在回到我们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记得我们是坐火车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车上到处是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旅客们对这些日本军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到天津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过了不久，局势平静后，我们又回到北京上学了。

    老师在课堂里说，东北已被日本人占领，并为我们讲读名作《最后一课》，使我终身难忘。1937年卢沟桥事变，展开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那时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周三有音乐课，一位戴近视眼镜的青年老师把许多抗战歌曲传授给我们，有《长城谣》、《满江红》、《流亡三部曲》和许多慷慨激昂的歌曲。这些歌曲代表了成长在悲愤时代年轻人的心声。这场抗战的洗礼，使那一代的人对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热爱，而这种情怀是要真正体验才能获得的。二次大战结束后，亚洲和欧洲都有不少描写欧亚战场的电影，西方编导着重描述德国纳粹党的残酷和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编的电影《战地钟声》和另一部得奖电影《女童日记》，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错。

    近年来我曾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编者和导演尝试把抗日时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银幕上，但很难抓到当年人种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战一开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等到他们回国时战争已结束，他们连半点炮火味都没嗅到，回国后因为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于是当上政府官员，这和受过八年抗战苦难的公仆感受自然迥然两样。

    我初到美国时常接触土生土长的华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华人，他们好像生长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不但相处对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还分广东人和外省人，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又有了台湾人。在这些圈子里又可分为两大类：靠左和靠右。靠左的当然是支持大陆共产党，靠右的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尼克松未与大陆接触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半无须选择，因为反正一般美国人不能到大陆去，也就无所选择。但尼克松访华之后，大家对这个神秘的古国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后，大家都纷纷去大陆旅游、探亲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热闹。这种情况下，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争论，有时无形中被迫选择，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与痛苦，这种心情、这个包袱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官员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政治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有些中国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寻烦恼。

    中国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后第一次深深对中国人的命运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没有哀感？可以说没有。因为那时大众一心，共同目的是打败日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非但毫无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尽甘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接收大员和上海审判战犯的消息，忙昏了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击痛是1948年冬，看见上海老百姓前呼后拥地在银行门口排长龙换金圆券。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八年抗战，辛辛苦苦所换来的就是这个悲惨的景象！

    名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