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艺术鉴赏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电视节目中有一项非常精彩的评论，名为“中国人”；1988牟伦敦电视也做了一项深度不错的中国节目——“龙目”，分别介绍近代中国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国观众有机会多了解中国人。可惜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电视台都没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国人看到了后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充分显示外国人对中国很好奇，并不断进行探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及未来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该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外来压力是东北事变。1931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教师叫李洁吾（已退休，现仍健在，我在北京时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是小学一年级，他仍尽量在文学作品中使我们初步接触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天真、无知，但常在家里、在校内听成年人议论纷纭，有些同学说家里来了些东三省的亲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无形中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大人讲到日本人时都面有忧戚。

    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晚间常有客人来访。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听，好像来客们总在讲避难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避难，但我们知道这和日本人有关，使我对“日本人”三个字有了恶感，当时心中也有个大问号，我们为什么这么怕日本人？

    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数人暂时避难天津，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忧日本军队会入北京。我年事渐长才了解，当时的情势是中日谈判若破裂，日军可能会攻入北京。这就是东北事变，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当年的少帅张学良大概是不到30岁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家对“西安事变”有不少报道，但直到近年来才有较多的中文史料公诸于世，尤其是台湾在党禁、报禁解除后。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张学良三缄其口，差堪告慰的是与他相厮守的赵四小姐，终于在他们两人都步入暮年时正式结为连理，并由四川人瑞张群老先生做他们的证婚人，这真是段佳话。

    我在台北住过多年，但从未有机缘见到张少帅。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小弟溥杰见面，他们是旗人，而且在东北住过多年，据他说、他和张学良很熟悉，并要我带话问候张帅。我把话传给了张群先生，张群对我笑说：“我们现在成为病友，常在医院见面，真是同病相怜噢。”

    同年我访问北京时，也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他在得奖影片《末代皇帝》中饰演中国战犯的狱长，负责管理溥仪和溥杰兄弟等人，演得有声有色。在北京王府饭店的宴会上他对我说：“我的本业是演员，现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演戏，有些人是好演员，可以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很使人动容；有些人不会演戏，有时不免吃点亏。英若诚一切都会做得很好。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辞职的文化部长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书，数年前还到美国访问，他说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是波士顿。波士顿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是历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较开明、有创意的作家，喜欢波士顿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国的文化人与作家都对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时多关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与文化人的关系做些对文化人的公关工作，这就难了。我读过他的小说，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适于做官的人，果然后来他辞职了，有一阵子还回到他的故乡。前一阵子北京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说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写作了。

    中国的文化部在北京旧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旧时风味，我每次到那儿去，常常会回想到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