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空肚喝酒容易醉，这话我还记得，因此在未喝香槟前我先吃了小碟内的核桃粮。毕君酒量好，和他的男同学说：“小姐们慢慢喝，我们兄弟俩干杯。”他们两人一饮而荆我的女同学说：“不要管他们，他们两人志同道合，现在又要到重庆去抗日。”他不停地说话，但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是在做白日梦吧，我只觉得毕君虽然和好友在交谈，但他的双眼一直在看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数次低下了头，我抬起头时他多次望着我微笑，那些烟圈不知怎地总是往我这个方向飘福“安娜，你上大学选什么课？”是他问我。

    “当然是文科了，你还不知道她还是我们校刊的总编辑呢，她的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流，噢，还有她还是写情书的高手，有几位女同学的情书都是我们这位才女捉笔的。”我还未回答，她却抢先代我说了一大串，我的双颊红得发热。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毕君又问。

    “很快了，岭南大学没有课室，我们是借用香港大学的课室，因此多半在下午和晚间上课。”这次我鼓起勇气回答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如此羞答答的，真有点莫名其妙。

    两位男人又谈到他们的行程，大概他们准备10月底出发，因为毕君是长子，要等为母亲做了寿之后再离开香港。

    毕君又问我：“安娜，你有没有打算到内地读大学，比如说昆明和重庆，许多者名校都搬到内地去了，而且香港并不一定安全，时间问题而已。”

    我只听到重庆两个字，因为他是要到重庆去工作的。我说：“现在我还没有什么打算。”他还不知道我们在香港姊妹6个相依为命，在抗战的大后方，举目无亲，我们能够靠谁。在香港，至少每个月父亲会从美国汇款过来让我们缴学费和在学校的住宿费。母亲去世一年，父亲就在美国的旧金山续弦了。母亲病危，母亲身后他都没有回港，一切后事都由我和大姐两人承担了，可怜大姐才刚过20岁生日，而我离15岁还差好几个月呢，这桩事我一直无法释怀。读了太多诗词，又熟读了《红楼梦》吧，青春时期的我真有点多愁善感。而毕君呢，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虽然父亲是有名的中药店老板，又开了珠宝店，该是个公子哥儿了，但他不是。我们相识后不久，我就对他的品格非常欣赏，而他的乐观个性也使我有更大的勇气战胜后来许多不幸的疾苦和悲惨的遭遇。

    我们到底在香港酒店停留了多久也记不清了。走出大门时已是黄昏了。毕君对那对兄妹说：“明天再见了，让我送安娜回学校去吧。”他知道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自告奋勇要送我回学校。校规甚严，男客来访是要预先报告，要修女批准才可以入会客室的。我和他在宿舍门口道别。

    毕尔问我：“你喜欢音乐吗？下星期天名声乐家斯义桂在娱乐大戏院演唱，我一点半来接你。”

    我还未回答他我是否喜欢音乐，更没有答应他我去不去，他却说要一点半来接我，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是的，好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

    晚上我整夜难眠，睁开眼睛想着他。我已经暗暗地爱上他了，他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或许，或许他已经有女友在重庆等着他了，不会的，不会的，我又傻子似地这样安慰自己。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星期天。从早上我在教室听宪弥撒后就一直望着室内的时钟，时间好像停止了，这就是所谓度日如年吧。我已试过三四件夏天的旗袍，白色的、浅蓝色的、粉红色的、浅紫色的，左照镜，右照镜，颇有点顾影自怜。我选择了浅紫色的有几点小白花的旗袍。我把母亲遗留下的高跟鞋拿了出来，还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内走了两步很不自然，还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凉鞋。学校是不准化妆的，我只有面霜和浅色的口红。母亲留下的香水还没用过，那天我撒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