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武装暴乱，“官屠”入川，太极高手作壁上观，邮传部部长盛宣怀黯然下台，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联络……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锡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赵尔巽的本意倒也没错，既然主管铁路的盛宣怀、端方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派们称为“卖国贼”了，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左右为难、上下受气，派锡良或岑春煊去，比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于是，又一个被“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

    岑春煊家世显贵，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其人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

    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庆亲王势大，在1906年趁云南片马民乱，奏请慈禧太后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称病不去，滞留上海。到次年春，他见袁世凯行情看落，突然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孙宝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太后召见后，亲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云贵上任，改当邮传部尚书，入了庆亲王的权力后院。

    在庆亲王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