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普通名学者，自己忙于著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到的赠书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来，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并非胡适研究的主要对象胡适晚清小说读得极熟，他文章里绝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少数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连茅盾、老舍、巴金的长篇他都没有碰过。”

    但胡适接到《秧歌》后却先后读了两遍，并就读后的感想写了颇长的回信。胡适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补写的日记上说：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她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一月二十五日，我发她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只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胡适此信没有留下底稿，幸运的是这封信被保留在张爱玲的《忆胡适之》一文中。从张、胡两人一来一往的信看来，他们的话题是绕着《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而来的，‘平淡而近自然’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海上花》的评价。鲁迅说：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矣，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闻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可见，《海上花》是联系他们两人的纽带，而其“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风格，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兴趣。此后张爱玲花了许多时间从事于《海上花》的国语和英语的翻译，其殆源于此。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提到，她从小看《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窗下的书桌，坐在书桌前看的。那是她最早和胡适的接触，已是在二十年代后期了。张爱玲在文中还谈到她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曾和胡适同桌打过牌这可能是一九三年五月以后的事，当时胡适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而尚未北返。其时张爱玲父母亲因性情不和，而由母亲主动提出离婚，母亲和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改住到法租界公寓。当时因张爱玲和弟弟还随父亲住在宝隆花园，因此并没有机会得见胡适。这之后张爱玲的母亲再度出国，而胡适也于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学。；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卸下驻美大使职务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对胡适的崇拜还来自“五四”运动，她说：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格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张爱玲这个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长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认作为五四新文化领袖的胡适的影响，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大陆的批判胡适和台湾对《自由中国》时期胡适等人的冷对，张爱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关于摩西与以色列的关系，来暗示胡适的贡献将会在日后受到肯定。这个“同情地了解”的先见之明，张爱玲一直没有改变过，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湾行，和作家王祯和还谈到：“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她对胡适的钦佩之情，由此可见。

    因此张爱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纽约不久就和炎樱去见同在纽约的胡适。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这样描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