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看她。

    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张爱玲也怔住了。

    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一九五四年七月张爱玲的《秧歌》在香港出了中文版，不久她给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本，其用意除希望获得胡适的青睐外，恐怕也想借他之力向外界推介。因此张爱玲还随书附有一封短信，这封信后来被胡适黏贴在他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其原文如下：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张爱玲十月二十五后面还附有张爱玲在香港北角的英文地址。这是张爱玲和胡适的首次书信往来。胡适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从上海坐船赴美的，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取道东京回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止，期间在美国有整整九年的时光。据研究胡适的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在《胡适的暗淡岁月》文中说：“在这段期间，除偶尔回台开会演讲以外，胡适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的一个公寓里。在这九年时间里，唯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是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终止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曾经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拥有者，二次大战期间，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在全美做过多次演讲的胡适，这段期间，对他而言是他一生中最苦闷、惆怅、饱受折磨与凌辱的岁月。

    曾为胡适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教授就回忆说：那是五十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最感窒息的时代。当年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非复当年。中国大陆，那时正是土改肃反，杀气腾腾，实情如何，难以蠡测。台湾那时在一般人想像中，也只是个瘴疠满山，蛇蝎遍地的亚热带小岛——一个重洋之外，烟水乡里，无从捉摸的“香格里拉”！干脆当难民，就在纽约定居吧！但是长安之居，谈何容易！加以当时排华之律未全除，种族歧视犹健在。那些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到此时此际才了解本身原来力难缚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谋生乏术。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敦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做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曾经“冠盖满京华”的胡适，在此时可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因此夏志清先生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的序中说：“张爱玲未去美国前，从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读了，还写了封恳切的回信。同样情形，姜贵从台湾寄他一册《今梼杌传》，他也真的读了，也写了很长的回信。胡适识拔张、姜两人，当然是文坛佳话，也证明他读当代小说，确有卓见。但话说回来，对胡适而言，这两位作家都是毫无名望的；他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