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却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线脑、牙膏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一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百家饭的苦日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的办公室。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