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女人差点把他逼疯了。

    她是那种他很想刻意保住的病人。一个星期来两次，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上午十点。这个时候通常很难排进去，但她每次都付全额的费用，一小时一百美元，两小时两百美元，一年一万美元，最不含糊的是：她每次都付现金。永远是崭新的钞票，永远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长者风范，笑吟吟地看着他。她是性虐待者，被她在口头或是肉体上虐待的男性，完事之后也都会付现金给她。

    从外表看起来，她实在不像是干这行的样子，个头小小的，身子单薄得很，看心理医生的时候衣着也很邋遢，经常是运动衫和慢跑鞋，赴约前，还先绕着中央公园的水塘跑一圈；脸上脂粉未施，长长的头发往后扎个马尾，用一个黄色橡皮筋一套。

    上班的时候，她跟他说，她身上得套一大堆皮件。

    你一定觉得，像她这么有趣的职业，一定有一肚子离奇的故事，你错了。她的声音很粗，像是在磨沙子，听的人不是神经被摩擦得紧绷起来，就是昏昏欲睡。她这个人极其神经质，就连日常生活里的小问题，都要左想右想，下不了决心，非把自己逼得快疯了为止。她会啜泣、絮絮叨叨，一直说相同的事情。老天保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她就是听他的话，动不动就说，她这辈子都是他救的，说不定也真是这样。

    他就是有一套，就是有本事对付这种人。

    表响了，他站起来，意思是时间到了。她话刚讲到一半，但是，她找他看病不是一天两天，早就被训练好了，她立刻闭嘴，在最短的时间内出门离去。他则把一张崭新、微有韧性的钞票——绿色之爱，他爱这么叫它——放进他的皮夹里。

    差十分就是十一点了。下一个病人两点才会来。他转向电脑，然后又转开了，决定打一个电话。

    “彼得，”他说，“我有点糊涂了，无法理解。”

    “我留话了，医生。”

    “你留话了。”

    “在她的应答机上。我问她可不可以回一个电话给我，我说，我真的很想跟她说话。但是现在为止，她还没有回电。”

    “你留言的时间是昨天吗？”

    “对，昨天下午。”

    “她到现在还没有回电话给你。”

    “没有，我想她可能出城了。”

    “我觉得没有，彼得。”

    “是吗？”

    “我确定她在城里，在她家里，觉得孤单、失落。”

    “是吗？”

    “非常沮丧，一点生活的乐趣都没有。对这种经历家庭巨变的人来说，有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多少人的父母会死得这么惨呢？很有可能她刚从惊吓中回复过来，开始感受无比的伤痛与损失。”

    “是什么样的损失？”

    “再也得不到你的爱啊。你们两个分手了，当时看来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从此之后，她的生命就改变了，接着厄运就来了。”

    “是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大概明白吧。”

    “你必须要穿透她的抗拒，彼得。不是打一个电话就算了，你要打到她有回应为止。”

    “你要我继续打电话。”

    “你一定要打。”

    “我一定听你的话，医生。”

    “你会得到什么呢？彼得。”

    “得到该我的东西。”

    “一点儿也没错。采取行动，等待结果。采取了什么行动，就会有什么结果。彼得，下次她的应答机请你留话的时候，你就想象克里斯廷孤独地站在电话旁边。这一次，你不要跟应答机讲话，要直接跟克里斯廷讲话；感觉一下，她在一字一句听你的肺腑之言，会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