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彭真是康生一九五六年重返政治舞台以来最大胆的动作。康生的成功推动了他疯狂的阴谋活动。在几个女人的协助下，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以及一位以女性机会主义而知名的大学讲师，康生几乎用他醒着的每一分钟来策划煽动骚乱的各种方式，以清除其更多的权力竞争者。

    正式驱逐彭真之前的最后几天里，康生开始扩大他的攻势。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危险，他利用关锋作为挡箭牌，给吴传基带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口信，吴传基是关锋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同事。康生建议吴传基写一张谴责彭真“政治罪行”的大字报①。

    康生的指点使吴传基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彭真即将下台。不过，吴传基了解关锋是一位有权势的官员，所以他准备了一张大字报。可是，吴传基攻击的不是北京市长彭真，而是一个不很重要的人物，北京宣传部副部长杨述。杨述不足以引起许多争议，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很少被人注意，不久就被遗忘了。

    康生立刻指使曹轶欧的另一战线展开攻势，迄今为止，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声誉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反抗活动的策源地。康生告诉曹轶欧去联络激进的讲师和学生，唆使他们批判大学行政机构——并且影射北京市政府，它对首都的敦育工作负有责任。为了给曹轶欧在校园出现提供借口，以免出现差错，康生利用他理论小组组长的位置，指派曹轶欧一项“调查”学生政治状况的任务。

    曹轶欧由六位助手陪同，前往颐和园招待所报到，这是十九世纪慈禧太后在离北京大学前门不远处建造的一组小巧玲珑的建筑。北京大学占据数百英亩长满树木的土地，那里曾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大学的高贵特征反映在它的建筑风格上：覆盖着琉璃瓦的塔式建筑，月洞门通向宁静的庭院，景色优美的湖泊曲折地分布在古典式的花园。相比之下，中国新建的学校和学院往往是填满四方的灰白水泥建筑和用围墙围起的乏味场地。

    曹轶欧与北大激进的积极分子秘密接触，欢迎他们邀请她去“谘询”。来访者中精力最充沛的是聂元梓，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丰满女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讲师和管理哲学系的党委成员。六〇年代以来，聂元梓在政治上十分积极，她是一位足以为康生的目的服务的直率的激进主义者。她的私生活被人私下议论。她在第一任丈夫被打成“右派”之后与他离婚，接着与一位地位很高的党干吴溉之结婚，他比她年长二十岁。吴溉之与康生同时入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那是一个处理犯错误干部的蓝察机构；聂元梓利用第二任丈夫的关系来促进她的发展。她在婚姻上的机会主义引起了大学同事们充满敌意的评论，但是她的声誉并无法吓阻止康生。他对曹轶欧讥讽地评论说：“即使聂元梓是个乌龟王八②，我们也应该支持她。”

    聂元梓往往喜爱极端的方法。她提议写一张大字报，揭露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要员的所谓罪行。但是曹轶欧在康生的劝导下，警告聂元梓不要如此鲁莽。康生让曹轶欧告诉她要有节制地选择目标，例如北京市委。康生指出三个可能的代罪羔羊：负责教育的市委秘书宋硕，一九五九年以来任北大校长的老革命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这三个人与北京的党组织都有联系，而且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如果进攻得手，聂元梓和她的组织就可以咬住整个市委不放；如果失败，康生可以否认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将它当作误人歧途的校园政治。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太有个人风险。

    聂元梓听从曹轶欧的劝导，与哲学系六位激进派学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正如康生所暗示的，聂元梓把宋硕、陆平、彭佩云，以及整个北京市委当作目标。虽然聂元梓的态度是节制的，但是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