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水口镇，姜婆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打外地来的那些盐枭、皮货贩子、镖局车把式，甚至扛着杆洋枪到处白吃白嫖的军爷，只消在镇上踅摸半日，就知道姜婆简直有多么不好惹了。

    离镇江最近的县城在五十里外，南来北往的行脚客商多半儿在城里就听说过水口镇姜婆的大名。他们天不亮出城，骑驴的到晌午就进镇打尖，通常总在宋老棒槌的茶棚抹把脸，一开口就问说：“你们这儿有个姜婆，是吧？”他们未必都想见见姜婆，可只要听宋老棒槌答声：“是啦，您呐！”大概都会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仿佛赶一上午的路，就是冲这句话来的。有那自己觉着挺精明、又不十分识趣的如果这样问：“你们那位姜婆是真厉害、假厉害啊？”宋老棒槌准会拉下一张马脸，道：“您请罢！”

    外省里南下的和县城里推独轮儿小车的客人大约要到傍晚时分才会在镇外打过照面儿，然后住进我爹开的栈房。初次来的总在用饭的时节打听姜婆。有的会问起姜婆的住处，有的会问到姜婆的新闻。熟客就不一样了，他们大多要挨到酒足饭饱之后，似有意似无意地漫声问我：“姜婆最近身体还好罢？”这么一来，就显得他们和姜婆的交情近乎多了。遇到出手阔绰的大爷，我会说：“托您的福，好得不得了哪！头两天儿她老人家还问起您，怎么老没来了？”两句话，至少换它三五个铜板。

    有些时候背着我爹，我赚得更多。那可全仗眼神儿机灵，嘴皮子利落。我只要一瞅着我爹到后头喂牲口，半天回不来，便上楼给那些个初来的、面露好奇的客人打盆洗脸水，顺口问一声：“大爷，昨儿是您问我姜婆的故事不是？”有一大半儿的客人会连声称是。“可有一样儿，我爹不许我说的——”我瞄一眼外头，等那客人掏一把十个、八个的铜板出来，才随便说它一两段儿。当然，“昨儿”他根本没问过我什么姜婆的故事。

    姜婆的故事之所以值钱，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儿明白其中缘故的。在我九岁以前，炕头洋铁盒子里已经积攒了两百来个铜钱，还不懂那些有钱的大爷为什么宁可听我瞎三话四，却不去买它百把串糖葫芦？不过说也奇怪，打从洋铁盒子逐渐沉甸起来开始，我也就舍不得吃糖葫芦了。每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摸黑抱起那盒子晃晃，听里头的铜钱翻来覆去；一如镇西两条小河交会处成千上万的漩子打结的声音。心头便涌起一股说不出有多满足的愉快。我想着：有一天等盒子满了，或者等十个八个的盒子都满了，我可以买头驴，绕镇转一圈儿。嘿！说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瞧瞧！曹四那儿子有头驴了。”宋老棒槌会说，“这小子要比曹四有出息。”刘镇长那胖大儿子贵田，还有成天附着贵田的那帮青皮混混也不敢开口闭口喊我“曹二尾子！操你个二尾子！”了——在每晚将睡未睡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从没想过姜婆。

    直到八月伏里有一天，关八爷那伙儿走盐的汉子刚离开，我正准备回房把洋铁盒子藏好，忽然瞥见店门口站着个顶梁的大个子，少说也有八尺来高。那么热的天儿，大个子竟然带着顶乌毡帽，这还不算，一身密匝匝、灰沉沉的皮袄皮裤外带一双齐膝的皮靴子。看得我都替他冒汗——可是不对，不只是冒汗，我脊梁骨上却好像贴了条冰棍儿似的，抖地凉了一凉：“大，大爷！”大个子撇脸朝外瞄了瞄，哑着嗓子说道：“那走的可是关八？”“是，大爷！”我紧紧捏住兜儿里的碎角子，趋前两步，颤声说：“您出门冲南，抄孙家粮行前头的小胡同儿走，还可以截得上。”大个子纹风不动，冷冷地说：“截谁啊？”“您，您不是找关八爷吗？”“我找姜婆。”

    这一下我也顾不得他模样儿奇怪了。赶紧在门首拉张座儿，请他进来。他仍旧站在原处：“外头的人都说：要找姜婆，就得到这儿来找曹二尾子。你，就是曹二尾子吧？”“我叫曹。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