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还不到九点——我便前往中央地铁车站，在那儿，站在楼梯顶端一个战略性的位置上。在相同的间隙里，从那洞穴般的深处奔出一群拎着手提箱的人——沿楼梯往上迈步，往上迈步，推搡着，跺着脚，时不时的，有人的鞋尖会砰然一声踢到金属广告牌上，不知是哪家公司觉得将广告牌放在楼梯前方是明智之举。在顶端倒数第二级楼梯上站着一个年迈的乞丐，他背对着墙，手中拿着帽子（谁是第一个天才的乞丐，将帽子和他的职业需要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尽可能谦卑地佝偻着身子。更上面一点儿，是一排卖报纸的小贩，戴着鸡冠帽，身上挂着海报。那是一个阴郁的日子；虽然我穿着鞋罩，我的双脚还是冻得麻木了。我不禁纳闷，要是我不把我的黑皮鞋擦得锃亮，我的脚也许不会冻得这么糟糕：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最后，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奥洛维乌斯于八点五十五分准时出现在深处。我立刻转过身去，走开了；奥洛维乌斯追上了我，回过头来，露出他极好的一口假牙。我们的相见有一种偶然的味道，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是的，我挡了你的路，”我回答他说。“我必须赶紧到银行去。”

    “这鬼天气，”奥洛维乌斯说，在我的身边扭来扭去。“你妻子怎么样？挺好吧？”

    “谢谢，她挺好。”

    “你怎么样呀？不太好吗？”他继续有礼貌地问。

    “是，不太好。神经紧张，失眠。这种小病以前让我感到挺逗，现在可让我烦了。”

    “吃柠檬，”奥洛维乌斯插嘴说。

    “……以前让我感到挺逗，现在可让我烦了。这儿，比方说——”

    我干笑了一声，拿出我的袖珍笔记本。“我收到这封傻极了的讹诈信，它让我心事重重。如果你愿意的话，读一下它吧，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奥洛维乌斯停下脚步，仔细地读信。在他读信的当儿，我审视我们站的地方附近的商店橱窗：在那儿，两个澡盆和其他的厕所用品发出雪白的光，显得豪华而又空洞；隔壁的橱窗里放着棺木，而那也显得豪华且愚蠢。

    “啧，啧，”奥洛维乌斯哼道。“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将信塞进钱包里，窃笑一声，答道：

    “当然知道啦。一个流氓。他曾经在我一位远亲那儿干过。如果不是个疯子，也是个不正常的家伙。他琢磨我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任什么也别想改变了。”

    奥洛维乌斯向我详细解释疯子对一个社区的危害性，并询问我是否准备报警。

    我耸了耸肩膀：“胡说……不值得讨论……告诉我，你怎么看总理讲话——读了吗？”

    我们继续肩并肩走下去，随意地讨论国外和国内政治。在他办公室的门口，我开始脱去——如俄罗斯礼貌所需要的——手套，手伸了出去。

    “你这么神经质，这不好，”奥洛维乌斯说。“我请求你代为问候你妻子。”

    “我会的。只是你知道，我非常妒忌你的单身生活。”

    “为什么？”

    “是这样的。说起它让我痛苦，但，你知道，我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我妻子有一颗轻浮的心——嗯，她对别人感兴趣。是的，冷漠而吹毛求疵，我就是这么说她的，如果我碰巧……呃……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她不会哭很长久的。请原谅我，说了这些私人的痛苦。”

    “我早就注意到了，”奥洛维乌斯说，悲哀地点点头，显出一副智慧过人的样子。

    我握了握他毛茸茸的爪子，分手了。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像奥洛维乌斯那样的老鸟是极容易用食饵来引诱的，因为一本正经加上多愁善感无疑就会使人变成一个完美的傻瓜蛋。当他急于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