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引一句座右铭（并不是专为此章的，而是为一般的概念）：文学是爱。现在我们可以往下写了。

    邮电局里黑黝黝的；每一个柜台前站着两三个人，大部分是妇女；在每一个柜台的小窗口前，显出一位职员的脸，就像一幅变色的肖像画。我找九号……在走向它之前我动摇了……邮电局中央有一些写字台，我往那儿慢慢走去，自己骗自己，仿佛我真有什么要写的：在一张我从口袋里找到的旧票据背后，我开始潦草地书写脑子里随意想到的字。公家提供的钢笔发出吱吱的声响，我不断地将钢笔往墨水池里、往那黑色的缸里蘸；我的胳膊肘撑在那白的吸墨纸上，吸墨纸上涂满了无法辨认的线条。这些胡乱涂抹的字，前面都有一个负号，这总是让我想起镜子：负×负=正。这使我想到也许菲利克斯也是一个负我，也许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没有彻底地将它思索清楚，我错了，哦，错极了。

    同时，我手中这容易损耗的钢笔不断地吐出字来：停止不了，停止不了，停，不，去他妈的。我将纸条揉成一团，捏在手心里。一个胖胖的等得不耐烦的女人挤过来，将笔拿了去，我手中便空空的了，她的海豹皮屁股一扭，将我顶到了一边。

    突然，我发现自己站在九号柜台了。一张蓄沙色唇髭的大脸询问般地望着我。我轻声说了暗号。一只食指上套着黑橡皮套的手给了我不是一封信，而是三封信。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刹那间；随后，我便行走在大街上，手按着胸口。我一走近一条长凳，便坐下来，将信打开。

    在那儿竖立个什么纪念的东西吧；比如，一根黄色的杆儿。让那段时光在空间也留下一个痕迹吧。我在那儿，坐着读信——突然我意想不到地无法抑止地哈哈大笑起来，几乎要将我哽塞住。哦，有礼貌的读者，这是些讹诈的信！一封可能谁都不会去拆封的讹诈的信，一封寄往邮电局的讹诈的信，只有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下才能取到，也就是说，这封信直言不讳地说，寄信的人不知道他与之通信的人的名字和地址——那真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悖论！

    在这三封信的第一封信（十一月中旬）中，讹诈的内容仅仅是预兆性的。那信说，它对我非常恼怒，它要求得到解释，它似乎和它的作者一样抬起了眉毛，准备随时调皮地那么笑一下；他说，他不理解，他非常想理解为什么我的行为如此神秘，为什么在深夜进行偷窃，却不拿东西。他有所怀疑，但不愿将这些怀疑说出来；如果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他准备将这些怀疑埋在心里；他很有尊严地表示了他的犹豫，他也很有尊严地要求得到答复。信写得非常不符合语法，夸张，这种混杂正是他的自然的风格。

    在第二封信（十二月底。真有耐心！）中，这一内容便更为明显了。现在清楚了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对于那一千马克的记忆，对于那掠过他眼前、又瞬间即逝的灰蓝色景色的记忆啮噬着他的心；他因为他的贪婪而受到彻头彻尾的自责，他舔着他干裂的嘴唇，因为让我走了，他无法原谅自己，从而被那窸窣声所蒙骗，使他的手指尖痒痒的。所以，他给我写信，他准备再接受一次我的会见；最近，他把事情又思索了一遍；如果我婉言谢绝见他，或者根本不回信，他将不得不——就在这儿，啪，一摊大大的墨迹，这家伙故意涂上去的，目的是要让我迷惑，他自己也压根儿不知道要宣称什么样威胁的手段。

    最后，这第三封写于一月的信，就他的水平来说，是一封真正的杰作。与其他两封信比较，我更为清晰地记得它，因为我将它保存得更为长久些：

    没有收到关于我前几封信的回应在我看来是采取某种手段的时候了但还是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在这段时间之后我将径直到你的行为将受到公正审判的地方去如果我在那儿也找不到对如今拒绝被腐蚀的人的同情的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