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接受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苦难必须变成爱情。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必须超越那个我失望的个人爱情，达到意义更为广泛的爱情，必须把我给他的情感给予整个人生。

    —《日记》

    1920年12月19日

    如果1918年去班达尔是一个错误，那么去战后的意大利则是另一个错误。凯瑟琳“天主教的表亲”——实际上是非亲非故的富勒顿小姐——使她摆脱了那个处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使她皈依她们的信仰。她们两方面都难以成功，但是她们的关心和支持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够开始勇敢地孤军奋战，借助她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发挥自己全新的既是宗教性又是创造性的才能，她的敌人是绝望——默里用到这个阴暗的字眼时她非常痛恨，而她对付绝望的上策是她对外面世界的热爱，以及创作可与之相比的完美艺术品的热情。在芒通度过的这一年内，作为恋爱中的妇女，凯瑟琳尝试写作的东西包含了她个人的命运以及另一更广泛的内容，即超越了个人作为战后艺术家的内容。也许当她独自呆在洛尔的旅馆时，就开始想到自己的死亡，至少是第一次将此想法记述下来。在那儿的一个多星期内，她写作《已婚男人的故事》，同时也感到可以“在狂热的工作中忘却忧郁”。但是，接着在那封给默里、但未寄出的信中，她描绘了独自度过的焦虑不安的夜晚，她长时间地坐着凝视地板，独自想着自己一定会死，正在走向死亡。

    那个未完成的故事耗尽了她的精力，使她重新陷入绝望或疯狂状态。她回到伦敦，求助于所谓的居家治疗，《序曲》的出版并未获得预期的称赞，接着《雅典娜神庙》又使她累得筋疲力荆在别墅经过孤独、高热和怀疑的可怕危机，她才写了《没有脾气的男人》，打破了沉寂，重新获得一些生活信念。然后她通过边境，到达芒通疗养院。

    1920年1月27日，她在小小的袖珍日记本上涂写了一则日记，勉强可辨认出来，似乎如下：1月27日。给我做按摩的那个女人其实并不怎么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很古怪，我喜欢我那空气流通的大房间，但工作太困难了。我内心深处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我仍然思考着我的哲学——即个人的失败。

    她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个人被战胜”，还是要去战胜什么？

    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同时考虑她的宗教困惑，她的艺术追求，她同默里、劳伦斯、她父亲以及她“天主教表亲”的各种关系。

    当她写那些话时，心里肯定想到了劳伦斯，正是他在康沃尔时指责过默里和凯瑟琳对“个人”的依赖——那也是《恋爱中的妇女》的一个主题。她“表亲”劝说她来芒通，意在使她的思想转向她们的教会，她们意识到她的问题与宗教有部分关系，而她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她解决的方法不是顺从，而是创造。

    默里是她丈夫，完全能支持她将艺术视作拯救自己的方式的信念，她只能对他一人谈到战争带来的“悲剧性认识”，谈到对“战后小说”的要求，她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谈到过冲出广阔无垠的大沙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默里过分热衷于“绝望”这个词，而她虽然对此深有体会，却不止一次告诉他不能使用这个词，他不能有个人色彩，必须冲出去，有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他谈到“我”或“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但是她觉得对于评论家来说，“我”和“我们”是多余的，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两个词，他应该去写诗或故事。

    如果要说你的时代，尽管说，但不要说“我为这一代人说话”，因为那样你的呼喊就失去了力量，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尽管呼喊，但是不要说“我是旷野中呼喊的声音”。

    1月29日，凯瑟琳从默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