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比·坦波尔获得的成功一天比一天大。他在第一流的夜总会里演出——芝加哥的巴黎大厦，费城的拉丁俱乐部，纽约的科巴卡巴纳，还在福利医院和儿童医院演出，也为慈善事业演出——他可以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演出。观众是他的生命。他需要观众的喝彩和热爱。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表演这一行业。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些重大事件，但是对托比来说，那些事件只不过是更有利于他的演出而已。

    一九五一年，麦克阿瑟被解职时，说：“老兵们并没有死——他们只是在逐渐消逝。”托比说：“耶稣啊——我们必须应用同样的术语。”

    一九五二年，当氢弹研制成功的时候，托比的反应是：“这不关我的事。只是你们要是赶在我在亚特兰大的开演式上就好了。”

    当尼克松带着爱犬发表演说时，托比说道：“我马上投他的票。并不是赞成尼克松——而是投小狗一票。”

    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斯大林死了，年轻的美国戴上了大卫·克里基特①式帽子，还有蒙哥马利出现了抵制公共汽车的民权运动。

    这一切事物，都是托比表演的素材。

    当他以令人迷惑的天真表情，睁大眼睛表演一个精神抖擞的人物时，观众都会大声喊叫起来。

    托比的一生，都善于说一些极为风趣的话。

    “……所以他说：‘请等一等，我戴上了帽子才能跟你走……’”还有，“……说真的，那个东西看着真美，我自个儿吃了半天了。”还有，“……那个卖迷幻药的商店，但是，他们非叫我……”还有，“……我本该当一名私人侦探……”还有，“……现在我追上你啦，可是，没有船……”还有，“我的运气好。我得到了能吃的那一部分……”等等，等等。观众听了都会大笑不止，直至大声喊叫。他的观众很喜欢他，他也靠观众的喜爱而声名大振，并且越爬越高。

    但是，托比始终难免有一种深深的坐卧不安之感。他不断寻求更多的东西。他永远不能知足常乐，因为，他总是生怕漏掉了某一个较好的舞会，或者疏忽一个在较好的观众面前表演的机会，或者与一个更美的姑娘接吻的机会。他频繁地换姑娘，就像换洗衬衫那样。经过了与米莉的这段经验之后，他害怕跟任何一个姑娘陷得太深。他想起他进行低级巡回演出时的情景，想起他怎样忌妒那些乘豪华轿车带着漂亮女人的大演员。他现在也能做到这一切了。但是，他现在还同他以前那时一样的寂寞。是谁曾经这么说过：“等你达到目的时，一切也就平平了……”

    他致力于使自己成为第一流的明星，他也知道，他会做到的。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母亲不能亲眼看到她的预言实现了。

    唯一能使他回想起他母亲的，是他的父亲。

    底特律的私人养老院，是一座上个世纪的破旧的砖构建筑。从墙壁里渗透出衰老、疾病与死亡的气味。

    托比·坦波尔的父亲已经患过一次中风，现在几乎像植物人一样，无精打采、麻木不仁。他的心里除了盼着托比来看望之外，什么也不想了。托比站在收养他父亲的这家养老院的大厅里。大厅又脏又黑，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护士和院里同住的人，都很崇敬地挤在托比的周围。

    “托比，上礼拜我看见你在哈罗德·霍布森的表演了。我认为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能想出那么多聪明的话来说呢？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是我的作家想出来的。”托比说。对他的谦虚，大家笑了起来。

    一个男护十推着托比的父亲，沿着廊子走了过来。他父亲刚刮了脸，头发也梳理得很油亮。他还让人家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为了接待他儿子的探望。

    “嘿，这简直是美男子布龙麦尔！”托比叫道。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