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试了加里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也没有答录机。早餐后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我出去散了老半天步，回旅馆又试了第三次。我把电视打开，可是所有节目不是经济学家在谈贸易赤字，就是福音节目在谈末日审判。我把电视关掉，然后电话响了起来。

    是薇拉。“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的，”她说，“可是我想先确定自己还能活下去。”

    “今天早上很难受吧？”

    “老天，我昨天晚上很离谱吧？”

    “没那么糟。”

    “你怎么说都没关系，而且我也不能证明你是错的。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怎么样了。”

    “呃，后来你有一点意识不清。”

    “我记得在巴黎绿喝了第二杯白兰地，我记得当时还告诉自己，不必因为酒是免费的就非喝不可。那个经理招待了我们一杯饮料，是吧？”

    “是这样没错。”

    “搞不好他在里头放了砒霜。我简直希望他真的放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我是怎么回家的？”

    “走回去的。”

    “我变得很讨人厌吗？”

    “别担心那个了，”我说，“当时你喝醉了，而且失去记忆。你没有吐，也没有打人，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确定吗？”

    “确定。”

    “我恨我自己失去记忆，我恨我自己失去控制。”

    “我知道。”

    我以前一直很喜欢星期天下午在苏荷区的一个戒酒聚会，可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了。以前我会和简共度星期六，我们会一起逛画廊，出去吃晚餐，然后我在她那儿过夜，次日早上，她会做一顿丰盛的早午餐。我们四处走走，逛逛街，时间一到，我们就一起去参加那个戒酒聚会。

    我们不再见面之后，我也没再去过那个聚会。

    我搭地铁到市中心，在春日街和西百老汇大道逛了一大堆商店。苏荷区大部分的画廊星期天都没开门，不过有几家照常开放，有个展览我喜欢，是写实风景画，全都是中央公园。大部分画都只有车、树和公园长椅，背景里没有模糊的建筑物，然而无论画面表现得多么宁静、多么绿意盎然，你还是看得出明显的城市环境。这位画家不知怎地能把城市顽强的能量渗透到那些油画里，我永远猜不透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到了聚会的地方，简在那儿。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见证上头。到了休息时间，我坐到她旁边的位子。

    “真滑稽”，她说，“我今天早上才想到你。”

    “我昨天差点打电话给你。”

    “哦？”

    “想问你要不要去谢伊球场。”

    “真有趣，我看了那场比赛。”

    “你去球场了？”

    “看电视转播。你真的差点打电话给我？”

    “其实我打了。”

    “什么时候？我一整天都在家。”

    “响两声我就挂断了。”

    “我记得那通电话，我还在奇怪谁打来的，事实上——”

    “你猜到可能会是我？”

    “嗯，那个念头掠过我心里，”她眼睛盯着放在膝盖上的手。“我想我不会去的。”

    “去看球？”

    她点点头，“不过很难说，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你。你会怎么说？我又会怎么答？”

    “聚会后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

    她看着我，然后目光避开。“喔，我不知道，马修，”她说，“我不知道。”

    我刚开始说话，主席拿着一个玻璃烟灰缸敲敲桌子，表示聚会要重新开始了，我回到原来的座位。聚会最后，我举手，被叫到后，我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