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消灭异己。这话实际上告诉他，戴雨农的喽罗们是要给他找麻烦的，他拒绝离开S市本身，已激怒了蒋中央的党政权，就像以往多次激怒他们一样。

    所谓杀身之祸，他已经历了两次，一次是民国十四年秋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为孙传芳筹划军款时，家门口被人扔了炸弹，没炸死他，却炸伤了一个门房。事后有人说，炸弹是奉系的亡命之徒扔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人干的。第二次是北伐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作为“封建余孽”通缉，在租界里被绑架，逃跑时胳膊上吃了一枪。第二次确凿是党政权干的，他清楚，当时租界里的中外报纸也披露过。

    这一回，他留在S市不走，戴雨农的喽罗们是必定要下手的，就是和日本人没任何联系，不和日本人合作，他们还是要下手，问题只是迟一天或早一天罢了。

    他不怕，自觉着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挑起中日战端的，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与他这个“封建余孽”毫无关系。他留在S市，不是为帮助日本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资本产业，和S市工商界的和平稳定。这种时候，他以既不属于国民政府，又不属于日本人的第三者身份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又揣摸，姓曹的是否觉察了自己和日本人的暗中来往？是否自己的言行不慎，已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细想想，又觉着不像，如被那帮家伙抓住把柄，只怕今晚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不动手杀他，也得把他强行绑走。

    吃过晚饭，家里繁忙起来，电话铃不停地响，一忽儿一个消息。

    第一个电话是总商会干事长，也是他女婿李建仁打来的，说是六路日军全部进入市区，城北区一片大火，日军沿途抢劫，滥杀无辜，日军指挥官非但不加制止，反有怂恿之意，连一些挂上日本旗的建筑也不放过，女婿盼他速与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太郎少将的代表联系，敦请西村少将尽快派宪兵制止这些暴虐行径。

    第二个电话是市警察局袁柏村打来的，听声音像很惊慌，袁柏村一再问：日本人是否讲信用？自己留在副局长的职位上迎接日本人，日本人会不会把他抓起来杀掉？袁柏村说，为防万一，他已逃进租界，并买好了次日赴港岛的船票。

    第三个电话是市教育局庶务科长孙思文打来的。孙思文问他，是否见到了日方代表？并透露说，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太郎已着手筹组特别市新政府，想作为头号人物启用的，可能不是他傅予之，而是圣安东大学教授苏宏贞。孙思文向他大表忠心，声称，如苏宏贞出任市长，就决不合作，宁可到街头摆瓜果摊。

    在那沦陷的夜晚，他头脑格外清醒，对每个电话的回复都是恰如其分的。先劝女婿李建仁不要焦躁，更不要在这种时候和日本人对抗，为防意外，他要李建仁先回租界来。对市警察局副局长袁柏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留在S市不但生命有保障，日后还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机会。他明确要求袁柏村退掉船票。而对孙思文却说，自己原没准备出任什么市长，日本人也未许诺过要他做市长。因而，苏教授如能出首收拾局面，实在是极好的事，自己乐于全力相助，也希望致力于中国和平的各界朋友和同仁，鼎力助之。

    这是真心话。他傅予之真不想在这时候出任市长。他留下来维持局面，是迫不得已的事，根本没想过要升官发财。他六十八岁了，早已过了野心勃勃的年龄。他要做的仅仅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保护这座国际性城市，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苏宏贞出面组织市政府也许比他要合适，此人是著名学者，早年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过政治经济，和日本政界、军界、商界许多要人都熟悉，办起事来自会比他更顺手，况且，苏教授年轻，只四十七八岁，正是一展身手的时候。

    当即给苏府拨了个电话，婉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