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夜,前总商会会长傅予之一直守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听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且连听了三遍。
开初,心中很不是滋味,说不出是喜是忧。他虽痛恨国民政府,不赞同中日开战——尤其不赞同在S市开战,但既开了战,他还是真心希望中国人能打胜。中国人竟败了,这委实让他难受,然而,败有败的好处,非失败乃到惨败,不足以警醒政府和国人,则政府和国人注定还要被俄共的抗日挑唆所贻害。再则,S市一败之后,战火自然熄灭了,S市民众的生命财产也少受些损失,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听到后来,便麻木了,竟以为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不是发表得太早,而是太晚了,市府和国军应该在市郊作战结束后,立即宣布S市不设防,让日军和平地迈进这座国际性城市。又设想,如国军不激烈抗拒,则日本人决不会毁坏S市的一草一木。在城里一打,事情就糟了,炸弹四处响,毁了许多建筑不说,还死伤了那么多中国军民,把几乎全城的人口逼进了租界,使租界街头巷尾四处拥挤不堪。
政府误国哟!
误国之举,不仅表现在S市的作战上,还表现在其它诸多方面。比如,对民众不信任,钳制舆论,封锁新闻,不到最后时刻,都不对民众讲真话。下午还在吁请更多市民们参加公民训练团,晚上便宣布S市弃守,前后对照,让S市民众们作何感想?!又比如,对各界名流先是请到电台和戏院发表演说、讲话,要他们奉承政府,支持抗战,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一个个逼人离开,名为保护,实为要挟。不说别的,光他傅予之,前前后后就有市府、国府不下七八个要人找过他,最后竟动用了戴雨农手下的喽罗,这实在让人不耻。
他当然不走。他是S市前总商会会长,在国民党党天下之前,就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国务院高等顾问,荣获过北京政府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还被意大利国王颁封过王冠骑尉勋爵,是名扬中外的显要,又岂能被戴雨农唬住?
吃晚饭前,那个叫曹复黎的家伙又来了,声言市府、国府对他日后的安全甚为忧心,希望他能以自身的安危和抗日的大局为重,早日离开S市,去香港或汉口。途中一切事宜,概由市府、国府方面派专人安排,可保万无一失;又说,如执意不走,市府、国府方面自然会有想法,日军占领当局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一听就火了,心中明白,市府、国府对他的安全忧心是假,对他不放心才是真,他们怕他和日本人合作。
却佯作不知,强压着火,冷冷地对曹复黎说:
“我六十八岁了,实足老朽,哪还走得动呀?硬要我去香港、汉口,你们就不怕我死在路上?”
曹复黎道:
“兄弟用脑袋担保您老的安全!兄弟已在‘远东’号邮轮上给您订了舱位,明日晨去香港。如不愿去香港,可去汉口,怎么走,我们可以再商量。”
他断然拒绝道:
“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S市的租界里了!S市的中国地界被占领了,租界没被占领!对不对?租界和香港有什么两样?!你们硬要我走,干脆把我杀了,运走好吧!”
曹复黎呆了。
他叹了口气,又说:
“我这一辈子的根基都在这里,怎么能走呢?再者,早先吴焕伦市长也说过,要和S市共存亡的,现在甩手就走了,如何对得起本市市民?你去转告市府、国府的朋友们,就说,我这老朽是不走了,代表吴市长和S市民众共存亡了!”
姓曹的毫无办法,悻悻走了,临走,十分露骨地威吓说,中央和戴先生希望他自珍自重,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招来杀身之祸。
这就是党政权的真实嘴脸:顺者昌,逆者亡,哪怕国难当头,也决不忘记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