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夜，前总商会会长傅予之一直守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听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且连听了三遍。

    开初，心中很不是滋味，说不出是喜是忧。他虽痛恨国民政府，不赞同中日开战——尤其不赞同在S市开战，但既开了战，他还是真心希望中国人能打胜。中国人竟败了，这委实让他难受，然而，败有败的好处，非失败乃到惨败，不足以警醒政府和国人，则政府和国人注定还要被俄共的抗日挑唆所贻害。再则，S市一败之后，战火自然熄灭了，S市民众的生命财产也少受些损失，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听到后来，便麻木了，竟以为吴焕伦市长的告别讲话不是发表得太早，而是太晚了，市府和国军应该在市郊作战结束后，立即宣布S市不设防，让日军和平地迈进这座国际性城市。又设想，如国军不激烈抗拒，则日本人决不会毁坏S市的一草一木。在城里一打，事情就糟了，炸弹四处响，毁了许多建筑不说，还死伤了那么多中国军民，把几乎全城的人口逼进了租界，使租界街头巷尾四处拥挤不堪。

    政府误国哟！

    误国之举，不仅表现在S市的作战上，还表现在其它诸多方面。比如，对民众不信任，钳制舆论，封锁新闻，不到最后时刻，都不对民众讲真话。下午还在吁请更多市民们参加公民训练团，晚上便宣布S市弃守，前后对照，让S市民众们作何感想？！又比如，对各界名流先是请到电台和戏院发表演说、讲话，要他们奉承政府，支持抗战，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一个个逼人离开，名为保护，实为要挟。不说别的，光他傅予之，前前后后就有市府、国府不下七八个要人找过他，最后竟动用了戴雨农手下的喽罗，这实在让人不耻。

    他当然不走。他是S市前总商会会长，在国民党党天下之前，就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国务院高等顾问，荣获过北京政府的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还被意大利国王颁封过王冠骑尉勋爵，是名扬中外的显要，又岂能被戴雨农唬住？

    吃晚饭前，那个叫曹复黎的家伙又来了，声言市府、国府对他日后的安全甚为忧心，希望他能以自身的安危和抗日的大局为重，早日离开S市，去香港或汉口。途中一切事宜，概由市府、国府方面派专人安排，可保万无一失；又说，如执意不走，市府、国府方面自然会有想法，日军占领当局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一听就火了，心中明白，市府、国府对他的安全忧心是假，对他不放心才是真，他们怕他和日本人合作。

    却佯作不知，强压着火，冷冷地对曹复黎说：

    “我六十八岁了，实足老朽，哪还走得动呀？硬要我去香港、汉口，你们就不怕我死在路上？”

    曹复黎道：

    “兄弟用脑袋担保您老的安全！兄弟已在‘远东’号邮轮上给您订了舱位，明日晨去香港。如不愿去香港，可去汉口，怎么走，我们可以再商量。”

    他断然拒绝道：

    “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S市的租界里了！S市的中国地界被占领了，租界没被占领！对不对？租界和香港有什么两样？！你们硬要我走，干脆把我杀了，运走好吧！”

    曹复黎呆了。

    他叹了口气，又说：

    “我这一辈子的根基都在这里，怎么能走呢？再者，早先吴焕伦市长也说过，要和S市共存亡的，现在甩手就走了，如何对得起本市市民？你去转告市府、国府的朋友们，就说，我这老朽是不走了，代表吴市长和S市民众共存亡了！”

    姓曹的毫无办法，悻悻走了，临走，十分露骨地威吓说，中央和戴先生希望他自珍自重，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招来杀身之祸。

    这就是党政权的真实嘴脸：顺者昌，逆者亡，哪怕国难当头，也决不忘记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