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来，姓和氏是一回事，但在春秋以前，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初，姓是用来表示母系血统的，一直到西周，还有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规定。最初的姓可能是部族的名称，后来有些部族得到了发展，人口蕃衍，分支众多，分化成许多不同的部落以至国家，这时候的姓只能单纯作血统关系的标志了。

    得姓的原因比较复杂。例如，夏朝的祖先禹因其母吞薏苡怀孕而生，所以姓姒；商朝祖先契因其母吞燕卵而生，所以姓子。传说黄帝因居住在姬水之滨，故以姬为姓，后来独有后稷承袭了姬姓。西周初年大封诸侯，其中姬姓国就有53个。不过这些姬姓国的后人大多改以国名、封邑名或以父亲的名号为姓氏，所以后来姬姓反而不多了。

    氏本来是同姓各部落的名称，后来则专指部落的首领。以后，由于国家的产生，出现了不同的官职，这些官职后来有不少也成了氏的名称。这时候的姓氏是代表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的，所以只有贵族有，平民与奴隶则与之无缘。由于封国和官职有世袭的传统，因此氏也可以世袭。由于一个姓可以分化出许多氏，而同一氏的后人还可以蕃衍出不同的氏，因此氏的数量就大大超过了姓的数量。战国以后，因为人们一般称氏而不称姓，于是就出现了姓氏合一的现象。

    同姓不婚大约是古老的族外婚的演进形式。商代在血缘关系上也强调近亲不婚，要五世以后方可以通婚。周武王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同异姓联姻，武王本人娶的是吕望(姜太公)之女，是姜姓。周礼对“同姓不婚”规定得非常严格，只要是同姓，“虽百世而婚姻不得通”(《礼记·大传》)。因此，周天子及同姓的姬姓诸侯，只能同异姓的诸侯国，如齐国(姜姓)、陈国(妫姓)、杞国(姒姓)、宋国(子姓)，以及西方兴起的秦国(嬴姓)、南方兴起的楚国(芈〔mi米〕姓)等国家通婚联姻。春秋时鲁昭公从吴国娶了个夫人，但鲁国姓姬，吴国也姓姬，当时就有人指责鲁昭公说“君而知礼，孰不知礼？”甚至鲁昭公夫人死了，也没有按常规讣告诸侯吊唁，不能行夫人一级的丧礼。《左传》记载说：“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不书姓”，就是回避违礼娶同姓的一种手法。当时不但娶妻要辨姓，就连买个无从知其姓氏的妾，也要用算卦的方式来解决这至关重要的问题。可见同姓不婚的观念在周代重视到何等地步。

    对于同姓不婚，当时就有人从生理上作了解释：“郑叔儋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越语》也说：“同姓不婚，惧不殖也”。

    比生理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原因。贵族们可以借同姓不婚来联结权势和维护宗族伦常关系，这点，《礼记·郊特牲》讲得很明白：“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附远”指的是异姓间的依托，“厚别”则是指同姓内的区别，以免将同姓内的嫡庶、长幼、亲疏等尊卑关系打乱。

    商代以前的成婚年龄已不可考。到了周代，礼制规定了成婚年龄：男子20岁行冠礼(男子的成年仪式)，30岁成家，“始理男事”；女子15岁行笄〔ji基〕礼子是19岁娶妻的。有时，统治者为了人口的增殖，还强行规定不得晚婚。如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为厉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除了和将帅们带头多生育外，还规定凡男子20不娶，女子17不嫁的，要惩办其父母。正因为实际上的初婚年龄与周礼中规定的晚婚年龄相差很远，所以后来有人便将“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理解为“三十不娶为鳏，二十不嫁则为过时”了。

    中国的婚姻礼仪出现于对偶婚制的末期。最初的婚礼十分简单，以后日渐繁缛。原始社会末期，渔猎还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当时以兽皮为贵。兽皮不仅能御寒，并且象征着男子的勇敢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