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收复。

    清廷一边不断给西北叛军在军事上给予打击，一边加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康熙帝知道王不敢降，怕被秋后算账。于是在七月，给其发去一道敕谕，为其宽心。

    数日后，王辅臣回奏康熙，仍称康熙为“皇上”，表现得很是恭谨。奏疏称：“皇上念及兵民，概从赦宥，但如何安抚，天语未及。在事兵将，未免瞻顾。”

    王辅臣的这份奏疏，无疑是投石问路，康熙看出他已有降意，只是对朝廷的承诺还是不放心。鉴于王辅臣以往的反复，康熙帝并不急于再给他承诺，他深知“抚”的前提是，要拿得住对方的死穴。现在给他再好的保证，都不如军事上再来一次痛击，这样以后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

    康熙帝下令张勇、董鄂诸将，速行攻取平凉。同时，尽快破固原，以便夹攻平凉。但就在此时，兴安游击王可成等复叛，总兵党塞与道臣兴永朝开赴西安，将军席卜臣率部离汉中，不知去向。不久，得到席卜臣报告：因军粮告急，被迫离开汉中，于八月六日至西安。而兴安叛军已与四川叛军会师，攻破旧县关，直逼西安。南山“群盗”又从各处杀出。形势可谓急转直下。

    形势的突变，令人猝不及防。康熙帝下诏严厉责备陕西总督哈占及诸将领，随后命令“诸将当益急攻平凉，勿得稍缓”。为保证攻取平凉，他令驻守榆林的土默特、鄂尔多斯兵“速赴西安”。

    在康熙帝的严厉督促下，董鄂、毕力克图、阿密达等部已于八月十五日抵达平凉。但因兵力不足，所以包围得并不严密。这时，王辅臣命人从城楼给董鄂射下一封信，信中说：他曾派官员王起凤赴西安，谈判受降，已过两月，不见回来，因此士卒都很疑惧，以致不敢降。董鄂接到信，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斥责其迂腐，所谓兵贵神速，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应该先打了再说。把对方打痛了，也就不会再提那么多条件，自然也降得爽快。他严令“速行围城，务期剿灭”。至于王起凤，可以遣还平凉。

    从奏报康熙帝，到接到回复，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同时也许是觉得兵不血刃，降伏对方功劳更大，也许是对己方兵力没有信心，怕强行攻城，将王辅臣逼上绝路，反而有失。董鄂部在平凉城下，就这么松散地围着。比起这位董大人，王辅臣可老辣许多。他一边加强城防，一边竟然还分出部分兵力，增援固原、庆阳等城叛军。庆阳叛军本来已接受朝廷招抚，但被王辅臣派遣的周养民部包围，又重新反水。

    平凉告急，惊动了吴三桂。他深知此地的意义，连忙遣云贵地区数万名少数民族士兵，赶到平凉协助王辅臣，并命令四川叛军急援平凉。王屏藩接到命令，亲率大军开赴秦州，吴之茂率部出川，进入屯单家和等处，谭弘也率所部向平凉增援。还有兴安的叛军，也进犯商州大峪口。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清军从具有大好形势，到身陷险境，完全是因为董鄂到平凉日久，却“高坐不即攻取”，致使王辅臣敢于分兵援助其他处叛军，由于清军集结平凉，又招致四川叛军前来会战。如果能及早攻取平凉，那么叛军也就没了应援之念。

    康熙帝质问董鄂：你们拥大军于平凉，所司何事？现在不攻取，更待何日？他又下了一道命令：速取平凉，剿除逆贼！

    谁知知都统海尔图又汇报说：运炮的屯夫都逃跑了，请求从京师调发熟悉火炮的满汉军前来平凉。真是要把康熙帝气疯了，立刻解除海尔图参赞的军职，令董鄂仍遵前旨，速攻平凉。

    九月二十三日，王辅臣突然下令部队出战，这出乎围城清军意料，清军仓促应战。双方刚一接触，清军副将贾从哲、游击张太经部便开始退缩，这样把清军的阵脚全部搅乱。清军伤亡不小，提督陈福等于二十八日退至灵州（甘肃灵武）。康熙帝阅战报后，批示将贾、张两人阵前斩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