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官，也算是他的“人马”。但后来吴三桂还是换上了与自己最贴心的人，很显然吴三桂是深信“刀把子下出政权”这句名言的，部队便是命根子，必须时刻牢牢捏在自己手中。

    历次战役中，投降的明朝各路官军及李自成的部下为数不少，这些人中不乏作战经验丰富者。吴三桂决定整编这些人，为己所用。他拟设立两大营，分别命名为“忠勇营”、“义勇营”。这两大营中，各分设中、前、后、左、右五营，总共计十营，每营设骑、步兵共计一千二百人。十营中每营有总兵官一名、守备一名、千总二名、把总四名。

    吴三桂另提名将领为各营总兵官，另增补中军、游击、守备等各军职。

    吴三桂的报告送到北京后，吏部及兵部立即进行讨论，没有提出任何疑义，“悉如所请”，一致通过，然后奏请皇帝，皇帝大笔一挥，这事也就定了下来。

    这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不但普通士卒是由投降者组成，连各营的各级军官，也皆是由所谓的“投诚将官”担任。总兵马宝、塔新策、马惟兴，游击曹福德等人，是在顺治十二年五月率众四千余、马一千余匹，自澜沧江外降清。马宝、马惟兴都是孙可望信赖的战将，在永历政权中被封为公爵，他们在李定国、白文选与孙可望的内斗中，支持了李定国，致使孙可望失败，在永历政权穷途末路时他们投向了吴三桂。总兵李如碧，高启隆、吴子圣、王会、杨威，游击邓望功、韩天福、王朝兴等人，原本都是明朝的将领，如吴子圣曾被封为“怀仁侯”，他们与马宝等几乎同时率部投了吴三桂。总兵刘之复和塔新策原是永历赐封的巩昌王白文选的部下，在吴三桂南下云贵时投降。十营总兵官中，除了刘称外，其余九名和上述提到的四名游击，原都是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部下。“忠勇”和“义勇”两大营从普通士卒到将官，都是原明与农民军的余部，经吴三桂之手，经过重新包装，又被重新组织起来，投入到历史的舞台中。史书上称：“盖云南之兵，皆系孙可望旧人，非随征员也。此辈在明朝为积贼，在逆藩为叛党……”

    吴三桂所属的部队，除了援剿四镇和“忠勇”、“义勇”两大营外，还有一直归他指挥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藩下”或“藩属”，也就是平西王属下之意。这支部队，按佐领制组织：“计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共五十三名佐领。该部队由左右两都统管辖。

    吴三桂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武夫，他可谓“两手硬”，一边牢牢控制着军队，一边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吴三桂如此大的势力，引起清廷中一些大臣的警觉，四川道御使杨素蕴首先提出异议。

    清廷并不傻，书呆子杨素蕴都懂的道理，他们能不明白？

    只是没办法，正是用人之际，没吴三桂，这大清还真玩不太转，只能将这位爷先用着。将来的事将来再说，总会有办法的。

    原本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吴三桂并不这么想。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他也明白此时对自己最有力的做法就是把这事搞到底，一来是试探朝廷对自己的态度，二来他要在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省得将来被动。他摘录杨素蕴奏章中“防微杜渐”等词语，“请旨诘问”杨素蕴，要求杨素蕴作出解释。杨素蕴遵旨回奏：“臣官御使时，见平西王吴三桂题补方面官，不论内外远近，一例坐缺定衔，有碍国体，是以具疏驳正，至于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臣与该藩素不识面，有何嫌隙？不过据理而陈，非别有意见。”虽然杨素蕴出于一个臣子的本分，所作所为并无问题，但是清廷为了安抚吴三桂，最终还是准备以杨素蕴回奏中“含糊巧饰”为理由，给其降职，另调他用的处分。但是这么一做，虽然起到了安抚吴三桂的作用，却寒了其他臣子的心。更何况若是将来吴三桂真的有一天反了，这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