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已经离开四川前往汉中，此时原本已被搞定的四川又出现了反复，成都、嘉定等地又被南明永历政权残余力量所控制。先前在保宁击败刘文秀部后，吴三桂曾向朝廷首议进取成都，以为根本。即在成都省会之区，首立根本，设以重兵，有贼拒战，无贼则耕，根本既立，庶可渐次进取。顺治帝大为赞许，称赞他“真为国家久远之计”。但是顺治帝同时又表示：“大军驻扎成都，路远民稀，钱粮转运维艰，眼下不宜采取此计划。”他要吴三桂与李国翰暂回汉中，他所属的四城壮丁，移至沔县（陕西勉县附近）一带分驻。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四月，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云南、贵州还未平定，征兵转饷，因一隅之地，而拖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陛下一人承担。”他指出，吴三桂与李国翰部现驻扎汉中，蓄锐甚久，应分道出兵，与已在湖南、两广的清军，进行首尾夹击，必歼敌之，从而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他建议朝廷，命令吴三桂与李国翰先率兵驻镇保宁，为各路之统领，派兵先取成都，次取重庆，以扼咽喉。此举即为收滇、黔之张本。

    李国英的奏言对吴三桂是很不利的，就差没直接骂他了。

    吴三桂知道此份奏折的内容后，于七月十二日上疏，他声辩说，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不过是剽窃了他的思路罢了。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同时他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一劳永逸。若真如李国英所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与决心，他向顺治帝提出坚决要求出征，由他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这两地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他还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召遣。

    看了吴三桂的奏折，顺治帝在心中还是认同的。

    但做皇帝是需要些政治手腕的，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顺治帝对吴三桂与李国英两方的意见，并没有拿出一个明确态度。他将李国英的奏文交付“所司密议”，却迟迟未见拿出具体方略。不过对于吴三桂，他还是给予了安抚，他下诏称：朝廷虑及路远民稀，转运粮饷艰难，还不打算让吴三桂攻打成都，至于云贵，还要视以后的形势再定。因此，他要吴三桂安心驻扎汉中。

    顺治十三年，形势基本稳定，清廷基本控制了全国。此时云贵的永历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部还在继续着抵抗。这年四月，正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指出的：“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云贵有孙可望，海上有郑成功也。”足见孙、郑两人的势力与影响之大。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次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南明永历政权秦王孙可望携妻奔赴长沙，向五省经略总督洪承畴投降。顺治帝宽恕了他以往的反清行为，并且给予了很高的封赏。趁着这个大好机会，顺治帝决定最后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吴三桂出征贵州、云南的时机到了。

    偶然中从来就存在着必然。孙可望投降原来事出有因，这南明政权虽偏安一隅，但其中却是山头林立。即使被清军追着打，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这内斗也从来没停止过。亲父子亲兄弟，在权力面前都难免撕破脸，非你死即我亡，更何况所谓的结义兄弟呢！孙可望投降事件还真就跟他的结义兄弟李定国有关。

    当年，这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