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农民军已打到宣府城下，距京师仅五六百里，告急文书传来，满朝一片恐慌。崇祯召集文武大臣，问“战守之策”。这个时候，平日里子曰诗云挂在嘴边，特能侃的酸儒们，连个屁都放不出来。崇祯叹了口气，愤愤说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京城里人心惶惶，一片末日来临的景象，甚至有谣言，说吴三桂降了清。多疑的崇祯虽觉得以其父和家眷为人质，吴三桂还不至于这么做，但还是耐不住性子，把吴襄召进宫询问此事。吴襄自信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有吴襄打包票，崇祯才放下心来。

    崇祯对手下那帮废物大臣已彻底失去信心，此时他很想听听京外各地督抚们的意见，他们大都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最可行的办法。这次崇祯反应很迅速，赶紧下诏弃宁远以卫京师，为了激励各将卖命，他不惜重赏爵位。三月四日，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与三桂同时受封的还有唐通、黄得功、左良玉，他们皆被封为伯爵，后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等二十多名将领晋级。

    六日，崇祯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并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响应者寥寥。刘泽清谎称自己因坠马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远离北京，何时能到，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京较近，好歹是率八千人马赶到北京。就怎么点人勤王，就跟笑话一样，不过总算是有人来了，崇祯感动不已，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地表示不辱君命。不过他也就是嘴上功夫，在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到居庸关堵截农民军时，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就此而破。此关是北京的门户，农民军打北京便再无阻碍了。

    再回过头来说吴三桂，他原本一直急切地在等待撤宁远的诏令，但没想到首先得到的却是赐封的喜讯。这一年他也就三十出头，这个年纪就被封为伯爵，让他受宠若惊。不过受封的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对劲，俗话说的好，天上从不会掉馅饼，崇祯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此重赏他。封他为“平西伯”必然是要他卖命，封赏如此之重，肯定是当前形势极为危急。而且这次的封号也很值得琢磨，他身居辽东，按理说即使要封，封号也不外乎是“平辽”、“征辽”之类的，而封他为“平西伯”，意思不就是要他打西边的农民军吗？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吴三贵的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转着。半夜忽听到门外侍卫禀报，说有圣旨到，他来不及多想，连忙出来接旨。传旨的是太监谢文举，他奉崇祯的旨意连夜赶到宁远，向吴三贵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吴三桂明白情况紧急，拜诏，感激皇恩浩荡后，连夜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皆为精锐之师，部队撤军并不难，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这事就变得麻烦起来。在野蛮的清军眼里，可不分什么明军和明朝百姓，落在他们手上不是被杀就是为奴。吴三桂部下绝大多数是当地人，其亲属也都在当地，此时若不带家属一起走，这支部队是否带的动，很难讲，吴三桂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百姓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但他为准备撤退，不得已仍耽搁了数日。

    撤离诸事完毕，大约在三月十日稍后，明军官兵及百姓挥泪告别他们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城，向山海关进发。队伍行进极为缓慢，每天最多也就行进五十里而已。其实吴三桂所部中有骑兵，他本可以亲率骑兵星夜兼程，早日赶到北京的，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率兵殿后。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保护百姓免遭清兵袭击，因为清军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后，因为担心腹背受敌，并没有占领而是很快撤军，只是对宁远保持军事压力。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