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