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隐蔽因素，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

    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她无法专注于现实，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注定会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此外，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她通过谈话、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如果她有一点报负，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

    但是，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即便开始得很早，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于懒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勉强及格”。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是的，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坐在画架前面时，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盘苹果，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当坐在桌子旁边，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为了取乐，可以制造海市蜃楼，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为了塑造它，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