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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明翰的布莱德斯利两点。沿街走着成千上万踏上饭后归途的人。

    “我们需要的就是干,推动。”工程经理对杜昔莱特先生的儿子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干起来吧,把这东西弄好。”

    成千上万的人饭后回到了他们工作的工厂。

    “我总是训他们,但是他们了解我,视我为他们的衣食父母。遇到问题他们就只找我。工作他们干得很出色,很出色。为他们我也会全力以赴,这一点他们知道。”

    开动着的旋床在这个工厂里又发出噪音。成千的人,男人和女孩,沿外面的道路行走着。一些人进了杜普莱特的工厂。

    一些人呆在厂里的翻砂车间用餐,他们围着炉火坐成一圈。

    “我站在商店门口,背对着烟具店的店门。我戴着假鼻子,粘着绿胡须,里面的阿尔伯特正在不停地笑着,就在这时,他从烟具店进来了,阿尔伯特朝我走过来,但我没太在意,突然我听见有人说:“除了当小丑,就不会做点更好的事吗,基茨?”他又对阿尔伯特说:“你站在那儿干什么,米立根?”我吃了一惊,忘了把假鼻子摘下来,因为来得太突然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

    亨利·格林《活着》(一九二九)

    “实验小说”是左拉发明的词,以此来表明他的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小说与对自然界科学的研究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比较经不起推敲。虚构的作品不是证明或证伪社会假说的一种可靠的方法。文学中的“实验”就像其它艺术一样,更多地被看作是完成“陌生化”这个永恒的任务的一种激进的方法(见第十一节)。一部实验小说是一部明显地偏高既定的重现现实的方法的小说—无论是在叙事结构还是在风格上,或同时在两个方面,以此来提高或改变我们对这一个现实的认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主义的黄金年代,以实验小说而著称—多罗西、理查逊、詹姆斯·乔伊斯、哲特鲁德·斯坦因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只是几个信手拈来的作家名字,而且一位作家的实验,很快地就会得到其他作家的欣赏并被应用于其它方面。所以,通常很难把某一特殊技术的发现归功于某一位作家。亨利·格林的《活着》的开头在方法上无疑带有这一时期的特点。从叙事到对话又从对话到叙事的话语转换很突然,没有平缓的转折或解释性联结,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构图,爱森斯坦的电影切换,T·S·艾略特在《荒原》中散落在废墟上的碎片相似。碎片化、断裂,蒙太奇都渗透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实验艺术中。

    但是《活着》中有一个特色是亨利·格林的独创,那就是系统地从叙事话语中省略冠词(a,the)。这并不是绝对的(在本选断中,人们“satroundbrazierinacircle”),但已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并加强了其它更为人熟悉的缩编类型(例如,省略限定动词及感觉和感情色彩很重的名词和形容词)。一般传统的平缓而典雅的叙事散文会这样写:“两点钟,沿街走着成千上万的饭后归来人。”或者以更加老派的文学风格写成:“成千上万的戴着布帽子和围着头巾的工人在匆匆忙忙吃完午餐之后,穿过污浊的街道,急忙返回。”

    亨利·格林是亨利·约克的笔名。他家在伯明翰拥有一家机械公司,父母要培养他成为该公司的经理,因而下至车间上至各个部门他都干过。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产业工作的性质理解得很深刻,这对他是无价之宝。他对工作在产业中的男男女女有—种很深刻的感情,他尊重他们。《活着》是对一个特定时刻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的热情赞颂,富含温情而又不带感伤情调。

    在小说中,特别明显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用意良好的工业小说中,真实地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困难之一是,小说血缘上属于中产阶级的—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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