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费尔德近日的夜晚变得又漫长又郁闷，天气也愁上加愁。寒冷的暴风雨开始来临，七月的景象已荡然无存，唯有树和灌木丛还显出些生机，这些也成了风暴洗劫的对象；白天变长，但这只能使人对这些残酷的景象目睹得更长久一些。

    简·奥斯丁《爱玛》（一八一六）

    伦敦。米迦勒节期刚刚过去，大法官安坐在林肯旅馆大厅。十一月的天气毫不宽容。街道上泥泞难行，犹如大水新退；要是遇上一个长约四十英尺的斑龙，像个巨大蜥蜴摇摇摆摆往霍尔博恩山攀登，那也不足为奇。浓烟从烟囱顶端低垂下来，犹如下起了黑毛毛雨，雨中的灰片大得像雪花—可以想象，这些灰粉片像是在哀悼太阳的死亡。狗陷在淤泥中，让人难以分辩；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连眼罩上都溅满了泥。行人打着雨伞互相挤撞，个个脾气暴躁，走到街角时滑一跤；自天光破晓（如果这样的天也会破晓的话）以来，滑倒跌跤的人已不计其数。泥巴如复制一般越积越厚，粘住人行道死不松口。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屋》（一八五三）

    除了描写海上时常发生奇怪的风暴以外，小说中对天气的关注直到十八世纪末仍然寥若晨星。到了十九世纪，小说家似乎开始谈论起天气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自浪漫派诗歌和绘画开始产生了欣赏大自然的倾向，且这种倾向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对反映个性，对以下事实越来越有浓厚的兴趣：即人的感情既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同时也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正如柯勒律治在其“废物颂”中所说的：

    噢女士！施与予本相连，

    生活中存在的唯有自然。我们都知道天气影响人的情绪，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发明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她）制造的某种情绪。

    因此，天气常常是一种诱因，诱发出约翰罗斯金所说的感情的误置这一效果。所谓感情的误置，即人的感情在自然界各种现象上的投影。他写道：“客观事物给我们留下种种印象，所有强烈的感情……在我们心中针对这些印象产生出一种虚假性，我把这一虚假性概括为“感情的误置。”正如这一名称所暗示的，罗斯金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是现代（与古典相比较而言）艺术和文学堕落的一种症状，而且这种创作方法也确实常常成为过分渲染和自我放纵的一个借口。但如果用得明智和谨慎，这也是一种修辞技巧，具有流畅和感染力强的功效，小说中缺少了这一项将会贫乏得多。

    简·奥斯丁像奥古斯都时代的人一样对浪漫式的想象持有怀疑态度，因而小说《理智与情感》在刻画玛丽安这个人物时对此大加讽刺。玛丽安对秋天大发激情，朗声说道：“啊！散步时看着这些树叶在风的吹动下片片落下，多惬意啊！这些树叶、季节、还有清新的空气、多让人遐思翩翩啊！”她妹妹爱莉诺听后则实话实说地评论道：“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对枯树叶子也有感情。”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天气常常是对人物社交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实用性因素，而不是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性标志。《爱玛》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中的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第一次提到下雪是在威斯顿先生圣诞节前餐会中间，本来不想参加餐会的约翰·南特利先生走进客厅，幸灾乐祸地宣告：“外面风雪交加”，从而使爱玛体弱多病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胆颤心惊。此后引发了一番议论，在场的人七嘴八舌，无一切合实际，但每人的话反映了每人的个性。最后倒是乔治·南特利先生亲自查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给大家作了一个合理的报告，这才安抚了众人。他和爱玛决定既然伍德豪斯先生坐立不安，再也无法平静，不如传唤各人的马车来，大家回家了事。埃尔顿先生于是趁机坐上了爱玛的马车，与爱玛单独在一起并向她求婚。这大大出乎爱玛的意料，也使她很尴尬，因为她一直以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