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比把一个肮脏的世界捏碎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上一节我们提到，战争结束了，一群回家的人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命运。我们不妨先举一个普及程度很高的事例，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读者了解在这个时间段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5年，视角极其平民化的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击败了同样经典的《肖申克的救赎》，一举斩获了年度奥斯卡大奖。除了阿甘，相信另外一个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甘在越南战场上的顶头上司，那位酷爱香烟的丹先生。

    丹先生出身于行伍世家，他的祖先参加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乃至他本人正在经历的越南战争。更令他沮丧的是，每次战争结束，他家族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成为“烈士”。

    丹先生是个简单粗暴的家伙，但这并不妨碍他忠诚地对待国家和朋友，更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人。相比他的祖先，丹先生的结局要好得多——至少他活了下来。在一次行动中，丹先生不幸受伤。政府像对待所有伤兵一样，截去了他的双腿，然后把他送回家。

    终日与轮椅相伴，领取微薄的抚恤金，找不到工作，被所有的人嘲笑——这就是丹先生“精忠报国”的回报。他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和自己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忠诚，在现实中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周边没有了最起码的真诚和同情，取而代之是欺骗和利用。

    丹先生突然意识到，原来，战场才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那里只有战友和敌人，只有胜利和失败，只有生和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在现实里，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里非常复杂，而且是那种十分肮脏的复杂。

    失去了忠诚的丹先生，只剩下了简单粗暴。他终日吃喝嫖赌，与酒精和妓女厮混；他三天两头被小混混或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因为在前者眼里他很碍眼，在后者眼里自己就是个混混；他骂政府和上帝是狗娘养的，因为世界对他太不公平了。

    丹先生出现了个人分裂：一方面，他无可救药地陪同这个世界堕落下去；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试图冲击、改变这个世界，尽管看上去非常可笑。

    好了，现在我们的丹先生的案例向前推移。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回来的英雄们，其处境和丹先生简直如出一辙。或者说，他们处境更加槽糕，毕竟，世界大战对心灵的创伤，不是越南战争可以比拟的。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引发的社会想象，人们找到一个专用名词来形容他们——“Hard-Boiled”。在中文里，我们习惯把这个词翻译为“硬汉”。

    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并以风卷残云之势推翻了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统治地位。这种新小说，被人们称为“硬汉派侦探小说”。

    硬汉派被诞生于美国。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利·金（1895—1963）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尝试将传统侦探小说的内涵和形式颠覆，塑造一个全新的侦探小说流派——尽管戴利·金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当时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更是举步维艰。民众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各种犯罪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动机皆源于贫困，所以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犯罪几乎毫无“技术含量”，完全只是人性的写照和血腥的表象。戴利·金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人性和社会现状的犯罪小说。而这一类小说也渐渐从传统的解谜式侦探小说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

    到了20世纪中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硬汉派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