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他们到税务总局的其他处室串门；外地的税务干部回去之后，也不允许向他们的领导汇报在筹备组工作的事；对家人只能说是业务培训，不能说出有关潮汕的只字片语。为了保密，筹备组三易办公地点。他们最先住的是一家部队招待所，但因房间有限，很快挪到了铁道大厦。因为那里人来人往，客源复杂，最后又转到保密性强的京西宾馆。

    对于当时的保密一事，筹备组的吴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说：“我们到北京后，马森司长首先向我们宣布了四条工作纪律。这四条纪律中，有三条说的是保密，一条是安全。第一条，筹备组的工作对税务总局负责，班子成员不得对原工作单位及外界泄露任何工作情况，给家属打电话也只能报报平安，不得谈工作上的任何情况；第二条，对总局与此事无关的同志也不能泄露其工作情况；第三条，班子各成员之间不得打听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第四条，大家要患难与共，团结互助，注意安全。天哪！我们是地下工作者还是特务？这感觉太新鲜也令人有点惶恐，像是电影、小说中的情节。真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更要命的是，还不知道怎么向单位领导去说。”

    尽管这样，潮汕人对中央的这一行动还是有所风闻。据说，潮汕那边专门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

    一次，韩秋回到办公室，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对方说：“处长，你们怎么还不下来啊？”韩秋当时一惊，她忙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广东的一个举报人。”韩秋忙打马虎眼说：“你让我去干什么？”那人说：“你们不是要马上组织工作组下来吗？你赶快来，现在我们这里人人都在做假账，你们再不来就查不出来了。”韩秋听着对方说得也很诚恳，也像是检举人，但她不敢露出丁点儿口风，她只得在电话里装糊涂，说：“我早就不管这个事了，去干什么啊。我也没听说总局要派什么工作组下去，没有这事儿。”

    韩秋将以上情况向吕华一说，吕华认为必须立即了解潮汕当下的情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怎么个去法呢？吕华要马森拿出办法。马森思忖着，认为明着去，会暴露自己的意图；暗着去，就摸不来情况。最后想出一个“半明半暗”的办法，即让地方的国税局稽查人员以“协查”的名义去。这样，既能摸到情况，又不会暴露目标。于是，马森便派人在浙江找了两个稽查干部，叫他们到潮汕以协查的名义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两个稽查人员带着特殊的任务去了潮汕。

    他们到潮汕后发现，这里的税务干部都忙忙碌碌，不是接待企业的人就是忙着打电话。在一家税务所，他们看到一位老板对税务干部说：“……这个账还得你们去把把关，我们的会计是‘二把刀’。”在另一家税务所，所长正在给企业通电话：“30台太少了，你的货可是上千万呢……”

    “30台”什么呢？八成是加工设备。这两个曾经来过潮汕的税务干部已经清晰地感觉到，这里的税务机关正在与不法企业勾结，共同对付即将到来的检查。

    四五天后，两位稽查人员向马森作了汇报。马森感觉到事态的严重。马森认为，如果部署不当，这次打骗就会受挫。

    这次行动从哪里下手，是筹备组需要拟订的核心机密之一。

    靶子找错了，即使打得再准，也是徒劳。潮汕地区是全国骗税的重灾区，这是无疑的，可是潮汕地区有十几个市县区，选择哪儿作为重点检查的对象？

    围绕着确定打击目标和制订打骗方案两项主要内容，筹备小组立即行动起来。税务总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司向除广东省以外的35个省市国税局发了文件，要求各地立即上报从潮汕地区购进货物、办理申报退税的往来信息。待各地电子信息报来，筹备组立即进行技术处理分析，然后汇总。这是一个纯粹数字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