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澄——时为飞虎队翻译官

    杨岑峰——时为飞虎队警卫营排长

    查尔斯·邦德——美国空军少将，时为飞虎队飞行员

    程　云——时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排长

    洛文斯基——时为飞虎队机械师

    拜斯顿——时为飞虎队机械师

    周令钊——著名画家，昆明空战目击者

    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选题。

    第一次知道“飞虎队”缘起于初中时，花费数天才完成的一架P-40战斗机拼装模型。模型上的大鲨鱼头像煞是威武，说明书告诉我这是二战的“飞虎队”，也就是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的特殊涂装。记得当时有一点很不明白：明明画的是鲨鱼嘴，为什么叫“飞虎队”？

    也许是因为儿时的记忆作祟，做这一节时不知不觉间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工作完成后，当年的那个困惑终于得以解答。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如果现在有人找到我，用五倍于我现在工资的价格，雇我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国家打仗，注意了，是去打仗！我是否会同意？

    面对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万一我死了，怎么办？钱哪有命重要？

    类似的问题，60年前，那批20出头，平日里热衷开着小车载着女友兜风的美国小伙儿们也遇到了。我固执地认为，关于“钱哪有命重要”这个疑问，当年的他们肯定曾思考过。但他们在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显然与我完全不同。

    为什么呢？

    面对我们的采访，老人们坦诚地叙述着自己当年来华的缘由。有的是因为缺钱想赌一把；有的是因为想冒险；还有的是想实现自己童年的理想……

    总而言之，在他们心里，各自都有着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敢于去冒险和挑战。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哥伦布和麦哲伦——在我们看来，他们难道不也是标准的亡命徒吗？而正是这些亡命徒们却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

    在有些人眼里，“飞虎队”可能也只是一支由冒险家和亡命徒组成的雇佣军而已。

    但请不要忘了，这些自愿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一场战争的美国人，从未掩饰过自己的追求。为了那些不尽相同的追求，他们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候，奋战在我们的天空，其中的不少人，更是将热血洒在了中国。

    可否有人想过，这种“亡命徒”似的行为和精神，也许正是我们这个讲究安逸的民族所缺乏的呢？

    为了追求而勇敢坚持，为了追求而勇敢牺牲。

    2008年的秋天，我们来到美国拜访了一位沉默的老人。老人的家人很热情，人人都想在摄像机前说上几句。而老人自己却不太爱说话，采访之余，还时不时地抽空打个小盹。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温和地朝每一个向他打招呼的人微笑，但只要一提起昆明，笑容立刻便在他的脸上消失，透过他的眼神，我们仿佛又回到了60多年前。

    1937年，日本的飞机袭击了南京。据统计，“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16架，而其中真正能够起飞作战的只有166架。就是依靠这100多架老式飞机，仅在1938年进行的5次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来犯日机62架。但是，随着原有作战飞机的不断损耗，特别是一批优秀飞行员的牺牲，中国的天空逐渐不再属于中国。日军利用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对中国西南大后方各地实行大规模的连续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仅昆明一地就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18次，死伤军民3000多人，被毁房屋14000余座。

    黄澄是当时飞虎队的翻译官，他模糊地记得日军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