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妈妈还没有放弃她那块海堤里面的租借地。我们仍然和从前一样夜里行路，仍然叁人同行，到那里小住一些日子。我们住在那幢有走廊的平房里，面对暹罗的大山。过后我们又动身回城里。妈妈在那里没有什么事干，可她仍然不时地回到那里去。在那边的走廊里，我和小哥哥呆在母亲的身边，对面就是森林。这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再也不好意思到湖里洗澡，也不再去河口的沼泽地里捕黑豹，我们既不再去森林里，也不再去胡椒动植园的村庄里。我们周围的人都长大了。无论是在那水牛的背上，或者是其他地方，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踪影。我们也染上那古怪的毛病，那种曾经感染过妈妈的迟钝缓慢，如今我们也被那种迟钝缓慢所感染，我们不学无术，只学会瞧着森林，等待、哭泣。那片低洼的土地彻底完蛋了，那些佣人只耕种高地上的那些零碎的土地，我们把稻谷留给他们，他们呆在那里没有工钱，他们只利用妈妈叫人修建的那些茅屋。他们喜欢我们就象他们家里的亲人一样。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看管着这幢房子。那些破旧的餐具一件也不少。被雨水腐蚀的屋顶继续在消失。可家具仍被擦得一干二净。整幢屋子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形状，清晰如画，从路上举目可见。屋子的门每天敞开着，好让凉风进来，吹干屋里的木料。夜里门窗紧闭，以防野狗和山里的走私犯窜进来。

    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并非象我从前所写那样在雷安姆饭馆里见到那位有黑色轿车的富翁，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的两叁年后，在渡船上见到他的，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天，在那带雾而炎热的阳光下见到他的。

    在那次邂逅一年半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了法国。她卖掉所有的家具。后来又最后一次到水坝那里去看看。她坐在走廊里，面对那下山的太阳，再一次向暹罗那边望去，这可是最后一次，以后从没再去过，甚至当她后来重新离开法国，再次改变主意，又一次回到印度支那，去西贡办理她的退休手续时，也再没有去过那座大山前面，看看那黄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

    是的，我说什么好呢？在她的生命中，已经为时太晚，可她却从头开始。她办了一所法文学校，“新法语学校”，这使她可以为我支付一部分学费，并且在她有生之年，赡养她那位长子。

    小哥哥患了支气管肺炎，得病叁天就死去了，他的心脏无法支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一切都在那一天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她打听过我们童年的事情，也没有打听过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小哥哥一死，她也该死去，就连哥哥也不例外。我真无法忍受突然间他们使我感到憎恶的心情。他们于我都已无足轻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1932年至1949年之间在西贡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