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开始。为了这个伟大的开始，我等待了整整十七年——如果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那天算起的话。而若是从1924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算起，则是整整四十二年了。生命，我苍老而年轻的生命在这伟大的开始到来的时候，骤然爆现出辉煌的异彩……”

    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写道：

    “……当时，我认定，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经历了民粹主义和党内日益增强的历史反作用力后，终于完成了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一个光辉的范例，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交给基层群众，交给广大人民，自下而上地对革命的执政党进行一次消灭反动的大扫除。这正是1928年的苏联应该完成，而因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没有完成的又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消灭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不是粉碎运转中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消除国家机器中的异己，把操纵国家机器的反动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以人民的名义压迫人民的官僚分子清除出执政党的领导行列。这正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一次壮阔实践……”

    然而，希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当这场冠以无产阶级名义的大革命全面铺开的时候，当季伯舜在劳改盐场宿舍十五瓦灯泡的昏黄灯光下撰写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思索》的长篇论文的时候，他再一次被捕了，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即被押到清浦监狱，一关就是三年。三年之后，又以历史反革命犯的身份，由清浦押赴安徽某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这是悲哀的。革命总是吞噬自己的儿女。可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季伯舜却又是十分幸运的。如果季伯舜不是呆在监狱和劳改农场里，这场他为之鼓掌欢呼的革命，极有可能在肉体上最先消灭他。这是季伯舜在特赦释放之后才明白的。

    到安徽劳改农场时，季伯舜生命的岁月已跨入了第六十七个年头。两鬓和头发全白了，身体单薄得像个影子，挺不直，整天佝偻着，像个大问号。据说安徽劳改农场原来是不愿接收他的，他们怕这个老犯人会一头栽死在农场监舍里，或劳作的田地上。出于这种担心，农场方面没让季伯舜和那些年轻力壮的劳改犯们一起参加奴役般的劳动，而是把季伯舜派做杂役，专事扫楼道、厕所。住就住在楼梯拐角处一间放清洁工具的小房间里，行动在劳改农场范围内基本上是自由的。

    小房间不足五平方米，门后放着扫帚，拖把，靠窗摆着用破木板和两摞青砖搭起的床。床下塞着清洁桶，头上悬着一只落满灰尘的灯泡。白天，季伯舜干完事情以后，就盘腿坐在床沿上，透过一扇通气小窗看天上的云。夜晚，季伯舜躺在床上，脑袋枕在手臂上，透过那扇小窗看夜空中的星。

    季伯舜很满足，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在这狭小的不足五平方米的天地里，他的躯体和灵魂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放松。有时季伯舜甚至觉着他不是在劳改，而是在度假、休养。

    撰写《忠于信仰的人》的念头，就是在那时候萌发的。

    那时候，有好几起外调人员到劳改农场找季伯舜，要季伯舜为解放前和他一起坐过牢的人写材料。这些外调人员一次次勾起了季伯舜对往事的回忆，渐渐使他遏制不住写作的冲动了。

    最令季伯舜吃惊的是对他老熟人郜明的调查。据外调人员说，郜明是个大叛徒，1936年在上海被捕时就叛变了，他们让季伯舜证实这叛变的确凿。季伯舜不知道郜明是否叛变过，政治操守不允许他讲假话。季伯舜便实事求是对外调人员说，如果郜明在被捕受审时变节叛变，是可以在敌档里查到有关证据的。如果没有这种证据，他个人无法证明郜明就是叛徒。外调人员得不到季伯舜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