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是该好好进行一番反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具有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和精神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种勇气和精神，罗莎·卢森堡有这种勇气和精神，列·达·托洛茨基也有这种勇气和精神。他——季伯舜，一个从青年时代就不屈不挠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中国革命者，难道不更应该具有这种勇气和精神么？向真理投降决不是一个革命者的耻辱，季伯舜知道。但是，他更想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真的掌握了真理？他们真的如郜明所言，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漂亮旗号，以民粹主义加机会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是必须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的。

    郜明没有食言，一个星期以后，派人把几十本中文版、俄文版、英文版的马列著作给季伯舜送来了。同时送来的还有在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书籍和一些油印出版物。季伯舜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读了起来，边读边思索边回忆。

    对这段时期的思索，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写道：

    “……在昏黄的灯光下，在看守巡视的脚步声中，我翻动着那一页页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书，我为之献出了青春、自由和生命的书。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风云在我眼前翻滚。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托派并不是真正的，至少说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教条主义倾向太严重，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他们没有真正实践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国无产阶级中建立起自己强大而稳固的先锋队阵营，并进而形成领导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注定了要在中国失败。最荒唐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托洛茨基同志明确提出了一边在军事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的英明策略之后，他们中的许多同志还在坚持推行其失败主义主张。

    “……而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不承认，但却在实践上真正执行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策略。毛泽东和他延安的同志们在与国民党合作，对日抗战的同时，积极扩充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大力发展革命武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旗下之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已达数百万之众。因此，在打倒日本入侵者之后，已具备了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前景。事实也是这样，这场抗战最大限度地消耗了国民党之有生力量，滋养了延安的共产党。结果不出预料，三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滚出了中国大陆，共产党赢得了新中国。我们中国托派反对派的历史命运也就因此被决定了，我们极不公平地被讥讽为政治废物，被指控为汉奸、反革命。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托洛茨基列宁派二十年代末期在苏联面临过的严酷现实。针对这种现实，托洛茨基同志在1928年就说过：理论演绎和政治经验表明，历史的反作用力，否定，即反动时代，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可能产生。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左派的野蛮驱逐、迫害、屠杀，以及对左派组织的毁灭性破坏……”

    这就是季伯舜在1949年12月至1952年6月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里反省出的结果。基于这种令人震惊的结果，清浦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判决书中说：季犯伯舜顽固坚持托派反动立场，无耻吹捧反革命托派头目托洛茨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毫无根据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战，挑起内战，为蒋家王朝鸣冤叫屈……

    也就在这年12月，中国国内托派残余成员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捕。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论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