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郑少白家去了。当时，郑少白还被关在公安局拘留所隔离审查，只有叶春兰和孩子们在家。王玲扑到叶春兰怀里，又是一场痛哭，三天后，啥都没说，也没给自己的亲哥哥王涌打个招呼，就独自一人去了省城，找到了省委组织部，为叛徒养父说情……

    郑少白再次见到王玲，已经是受了处理，回厂当工人之后的事了。是在自己家里见到的。对这难堪的会面，郑少白思想上没有准备，按他的想法，他和王涌、王玲没必要再见面了，见面只能造成双方的痛苦和尴尬。尤其是对王玲，他更无颜相见，这孩子的有情有义，正好映衬出了他的无情无义。她认他这个养父倒不如像王涌一样不认他这个养父来得更好。双方互不相认，过去的变成了历史，大家就都可以更轻松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对新的生活，郑少白是满意的。他在十三岁的那个早晨，在王寿松王三哥的引荐下，从山东枣庄乡下走进清浦东方机车厂，走到台案前，干的就是钳工。今天，在纷乱的人世上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台案前，又摸起榔头、扁铲干起钳工，原本是很自然的。他不是个革命家，从来就不是，他只是个好钳工。对这一点，他在十三岁进厂的那个早晨就该清楚，可他偏不清楚，后来又碰上了郜先生、季先生和那场总同盟罢工，结果，就出了这天大的麻烦。

    见到王玲的那天下午，郑少白的活干得挺不赖，配好了一副轴瓦，还剔了大半个键槽，不知不觉，时间就从身边滑过去了，下班的铃声就响了。郑少白在厂澡堂洗了个澡，披着厂里发的蓝粗布防寒大衣往家里走，脑子里根本没想到王玲，更没想到要和王玲见面。

    处理结论下来后，叶春兰倒是要郑少白去向王玲道谢的，郑少白想了十几天，最终还是没去。叶春兰要把王玲请到家里来，郑少白也没同意。他以为这痛苦和尴尬是可以躲避的。

    却没躲成。

    那天，王玲到他家来了。

    郑少白是在走到家门口时才发现的。他先是听到叶春兰在和什么人说话，郑少白以为是串门的邻居，也没注意，“咣”的一声，把院门推开了，推开院门才发现，王玲在堂屋火炉前坐着，郑少白一下子呆住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王玲站起来，盯着他喊：“叔！叔……”

    郑少白“嗯嗯”地应着，木然地向王玲面前走，走着，走着，眼圈就红了，脚脖子就软了，刚跨进堂屋的门槛，就不由自主地跪倒在王玲面前，泣不成声地道：“玲儿，我……我对不起你！对……对不起你死去的爹！我……我欠了你们王家的血债到死都还不清啊！我……我不忠不义呀！我……我没良心啊……”

    我家老爷子从此玩完，1925年参加革命，最后还是以八级钳工的工人身份退休了。

    这期间，老爷子的心境是平和的，对组织上的处理是感激不尽的，干活死卖力，厂里上上下下没人能说出他的不是。玲姐也常来。那时我还小，记得只要玲姐一来，家里就像过节一样，啥好吃的都有。玲姐每次来也带东西，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夏天，她买了一大块肉来，怕有十好几斤，我吃了肉喝冷水，拉了好几天肚子。涌哥没来过，现今他长的是个啥模样我都记不清了，可涌哥的儿子偷偷来过一次，是玲姐带来的。老爷子还给他扯了身灯芯绒的衣料，让母亲做，后来也不知他穿了没有？涌哥是认认真真地和老爷子划清界限了，他若是知道自己儿子的衣裳是老爷子给做的，必定不会让自己儿子穿……

    老爷子退休是1966年，退休没两天，“轰轰烈烈”铺天盖地来了。老爷子不必说，又倒了霉，那些经他手发展的党员们也跟着倒了霉。造反派们声称挖出了一颗隐藏很深的巨型定时炸弹——清浦假党员集团。假党员集团中首当其冲的是涌哥，那时，涌哥已经当上清浦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