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郑少白是应该暴露的。他叛变革命的直接关系人、见证人和叛变的主使者安忠良已经被捕，其时，就关押在清浦监狱的死囚牢里。安忠良随时有可能向审讯人员供出他来。可奇怪的是，安忠良竟没供。

    事后想想，郑少白还是感到后怕无比，1950年如果安忠良供出了他，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回厂当工人的问题了，只怕是要吃上一颗镇压的子弹。当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叛徒刘成柱就被镇压了。永康厂一个姓郝的老党员也被镇压了——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曾导致一名党员被捕牺牲，老郝硬着脖子不认账，不认账照样枪毙，枪毙的时候照样开几万人的大会。

    安忠良先生偏没供出他来。这位1922年就坚定信奉三民主义的老国民党人自始至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充满仇恨，被捕之后拒不和审讯者合作。结果是不消说的，反抗没给安先生带来任何好处，倒是加速了这位国民党人肉体的消亡。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时，安先生就被五花大绑押到华荧山下毙了。得到好处的是他郑少白。他叛变的真相推迟了五年才大白于天下。而五年之后，全国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活动已经结束，郑少白奇迹般地逃脱了实质上的惩罚。

    安忠良被捕时，已参加了“反侵略大同盟”，并出任清浦反共救国委员会主任兼反共救国游击队副司令，闹不清是他自愿留下来，还是硬被留下来坚持所谓的“地下武装斗争”的。安忠良被捕是很偶然的，是救国委员会内部的一个核心委员向军管会自首造成的。当时谁也没想到安忠良还潜伏在清浦，连郜明都没想到。按郜明的推测，安忠良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分的时间逃往香港或台湾，留在清浦简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偏就发生了，那位自首的委员把安忠良隐居的几个秘密据点都交代了。军管会下令连夜行动，当夜就在市东区一个杂货店的仓库里抓住了安忠良。抓捕时发生了一场枪战，安忠良和同时栖身于杂货店仓库的反共游击队的五个队员开枪拒捕，结果，其队员三死两伤，安忠良也受了伤。而奉命前来抓捕安忠良的解放军战士，有三人牺牲。

    对安忠良的审讯，第二天就开始了。审讯地点先是在广仁医院病房，后来又挪到了清浦看押所和清浦监狱。据说，安忠良在全部审讯过程中一言未发，审讯记录上一直是空白。主持审讯的郜明事后曾对郑少白说：这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是非常少见的，在同时被捕的几百名反革命分子中是仅有的一个。当时，置身于自由世界的郑少白并不知道这一审讯详情，内心深处恐惧到了极点，夜里常做噩梦。梦中最熟悉的场景是：他一手抚养大的王涌、王玲，在安忠良的引领下，闯到家里来抓他。在梦中，王涌、王玲是穿军装的，手里还攥着上了刺刀的长枪。

    那当儿，王涌、王玲已经不住在家里了。王涌成了家，和东方厂的一个党员女工结了婚，住到了厂职工宿舍。王玲也谈上了恋爱，借口路远，住到了大兴纱厂新建的单身女工宿舍。他们兄妹只是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才成双成对地回家吃顿饭。每逢他们兄妹俩回家，郑少白都要尽他所能，热情款待一番，同时，也悄悄地在暗中察颜观色，想从他们兄妹脸上看出些灾难的征兆。有时，郑少白会故意做出感慨万分的样子，主动谈起他们的父亲王寿松，试探他们兄妹的反应。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兄妹二人对他只是感激，从没透出一丝一毫的怀疑或不信任。

    当然，最大的心病还在安忠良安先生身上。安忠良被捕的第三天，郑少白就从报纸上知道了消息，对救国委员会一案的审讯情况十分关心。他几次想去找郜明，试图通过郜明的关系，以说服安忠良坦白认罪为名，到狱中和安忠良见上一面。他甚至连要对安忠良说的话都想好背熟了。他打算告诉安忠良：只要他讲交情，讲义气，不供出他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