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说来就来了，来得有声有色。1938年9月底，日本人的飞机三次飞临清浦上空，吓得英国人德国人的厂子每夜都用点燃的小火油桶拼出自己的国籍字母或国籍图案，防止日机轰炸。不过，那时日机还没轰炸，直到9月30日都没轰炸过一次。10月2号，轰炸才正式开始。那是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二十几架日本飞机一下子飞来了，把几百颗炸弹掀了下来，大兴纱厂和大飞道一带变成了火海。用点燃的油桶拼出“卐”字图案的德华公司也未能幸免，公司的铸造分厂也吃了一颗日本炸弹，厂房被炸塌小半边。东方机车厂是日本企业，清浦开战前，一些能拆走的机器，被作为敌产拆下装车、装船运走了，未及撤走的厂房、设备都没挨炸。大约日本军方对日商在清浦的工厂心里有数吧。

    从10月2号开始，到10月14号结束，轰炸一共有七八次之多。其中有一次，一颗炸弹竟落到了玛丽路的领事馆区，差点没把英国领事一家人炸死。

    万幸的是，一直到大轰炸结束，靠近商业区的霞虹路都没挨炸。郑少白一家人除了受到一次次虚惊外，一切安然无恙，房屋的玻璃都没震碎一块。15号中午，日军正式开进了清浦市区。清浦工商维持会的汉奸们让威廉大街两旁的商户挂出了太阳旗，汉奸们还在街心广场举行了一个欢迎日本人的仪式。

    当天下午，日本人就贴出告示，要原东方机车厂工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到厂里复工，告示上说，凡抗命不从者，一律以反满抗日论处。郑少白老实按规定时限去了，他倒不是怕落个反满抗日的罪名，而是怕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丢掉饭碗，这与他的怯懦没多大关系。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郑少白还辩白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管哪朝哪代，人总得吃饭。我不回东方厂复工，老婆、孩子和小涌、小玲都得饿死。那时虽说郜明给我的一百块大洋还没用完，可我还是得留条后路！谁知道日本人在清浦要呆多久呢？！”

    说起来日本人也真有效率，空荡荡的一座东方机车厂，转眼间热闹起来。一台台从沦陷区弄来的机器进厂了，一车车钢材、铁板用小火车运来了，工厂不但在三个月内恢复了正常生产，同时，还新建了一个军工分厂，专门为日军维修枪械，制造手榴弹、小钢炮啥的。军工分厂是用高墙、电网围起来的，是东方厂的厂中厂，门口日夜有双岗。除部分技工外，被围在里面工作的大都是从沦陷区抓来的所谓募集工和国民党战俘，清浦当地人不多。

    郑少白没被弄进军工分厂，而是继续做他的台案钳工，开头一天工作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厂里发七斤霉高粱。后来，市里的汉奸政府成立了，劳作时间才改为八小时，工薪也由每天发霉高粱改成发厂内代金券去买霉高粱或兑现钞。

    日子更难过了，虽说一天工作十六小时，上两个班，能拿到两个班的代金券，但由于代金券制度给了厂方盘剥的机会，更由于市面物价飞涨，实际上郑少白这时上两个班挣来的工钱还不如以往干一个班挣的钱多。叶春兰的小摊也不敢摆了，摆摊不但不挣钱，还亏本，白抽白拿的流氓无赖太多，这些流氓无赖大都是汉奸，日本人倒很少见。

    日本人的霉高粱吃了差不多两年，郜明代表党组织给郑少白的一百块大洋也贴上去用完了，郑少白终于想到了偷，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当时有可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肚皮问题，如果当时厂里的工友们敢于和他一起再闹一场总同盟大罢工的话，他一定会豁出性命参加的。遗憾的是当时既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这种可能。1939年，日本人对东方厂实施的是军管，皮靴和刺刀不容许工人们有任何形式的反抗。铸塑工段的几个工友仅仅因为反对厂方往霉高粱里掺沙子，和发售站的工头吵了一架，日本人就把他们抓起来关了一个月。有组织地进行经济斗争是1940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