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她接下来要去的人家在镇上的平房区。那里住的大多是穷人，房子一家连着一家。我很肯定我们一定得开车才能到得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门铃就响了。

    “去看看是谁，查理，好吗？”妈妈一边说，一边把碟子放进水槽。

    我有些犹豫。我不想去开门，也不想接电话。但妈妈又催促起来：“查理？能帮我去开一下门吗？”我只得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去开门吧。但就在手摸到门把手的那一刻，我感到背后有一个瞬间的爆炸，一道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和我在罗丝家的电话上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喊叫。

    “查尔斯•贝奈特！我是警察！”

    那声音感觉像暴风，离我那么近，好像几乎可以碰到。

    “能听见我吗，查尔斯？我是警察！”

    我踉跄退后几步，用手捂住脸。那道光不见了。风停了。我只听到自己粗粗的喘气声。我转头看了一眼妈妈。她还在水槽边上站着；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我头脑里的幻想。

    我愣了几秒，长长吸了三口气，然后小心翼翼的转动了门把手。我低下头，以为站在门口的会是一个朝我喊叫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来抓我的会是个年轻的警察。

    但当我抬眼看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戴眼镜的黑人老太太。她的眼镜上拴着链子，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

    “是你吗？鸡仔仔，”她说。“哇，看看你，长得有多大了。”

    那时候，我们都叫她泰尔玛小姐。她是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她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性格直爽。她的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她总是在吸烟。她把“幸运”牌香烟放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像男人一样。虽然在阿尔巴马出生长大，她不知怎么就到了椒谷镇。那是五十年代末期，住的镇上这一边的人家都雇佣像她这样的人。人们或是叫她们“做家政”的，或是更直接一点，称呼她们为“女佣”。我爸爸总是在星期六早上，到哈德特咖啡馆边上的公共汽车站去接她。送她到家后，他会先把工钱给她。钱总是被折起来，垂着手从屁股的部位悄悄塞给她，好像两个人都不应该提及钞票这回事情。然后，爸爸就领着我们去打棒球，而她就在家里干上一整天家务活。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房间总是已经一尘不染，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

    我妈妈坚持要求我们叫她“泰尔玛小姐。”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进入她刚刚吸完尘的房间的。我还记得，她曾经陪我在后院玩过掷球的游戏，她的掷球和我一样有力。

    她还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我的绰号。爸爸曾经试图叫我查可（但妈妈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女性化）。因为我从后院奔回屋子的时候，嘴里总是叫喊着：“妈妈，妈妈”，或者“吕贝……贝塔”。有一天，泰尔玛小姐颇为恼怒的看着我说，“小家伙，看你嚷嚷的样子，真像个小公鸡，咯咯达，咯咯达，没个停。”妹妹那时候还没有上学，她学着泰尔玛小姐的样子，朝我喊起了“咯咯达，咯咯达”。就这样，大家开始叫我“鸡仔”。我想，爸爸因为这个缘故，还有点迁怒于泰尔玛小姐呢。

    “宝儿，”这会儿她对妈妈说，“我一直想着你呢。”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是吗，谢谢你啊，”妈妈说。

    “真的，我一直在想你呢。”

    她转向我。

    “鸡仔，现在我再也不能陪你玩扔球啦，”她笑着说，“我太老咯。”

    我们坐上了她的车，我想她会载我们到她家。我觉得妈妈去为泰尔玛小姐做头发和美容有些奇怪。但是，我又想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