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