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异乎寻常的。

    他在一九五七年二、三月，接连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次重要演说，是异乎寻常的。

    这两次讲话是毛泽东的“新思维”，不仅仅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便对当时已在《人民日报》上刊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如下评论：

    “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策略，而赫鲁晓夫主要在消极贬斥过去……”①

    且不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评论是否准确，不过，评论把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联系起来，倒是颇有见地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像一颗原子弹。它的冲击波曾剧烈地撞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一九五六年成为“多事之秋”。毛泽东正是在这多事之秋中反复思索，才提了他的“新思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二月”，莫斯科奇寒。

    从二月十四日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进行了十天。到了二十四日，举行了闭幕式。代表们正在收拾东西，打算回去了。

    午夜，突然出现反常的事：所有的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出席重要会议。

    代表们和中央委员们懵了！当赫鲁晓夫那光亮的秃头出现在主席台上，开始作长篇报告，人们陷入困惑之中：我们苏共总书记不是已经作过大会的总结报告了吗，怎么又开始长篇报告？！

    这个报告显然非同寻常，与会者被告知，不得作记录——因为这是秘密报告！

    后来，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形容会场的气氛：

    “代表们在绝对肃静中听了报告，大厅里肃静到如此程度以致你能够听得出苍蝇的嗡嗡声。”①

    赫鲁晓夫以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一口气作了长达七小时的秘密报告。会场一直保持“绝对肃静”，因为这个报告完全出乎代表们的意料。

    报告的题目《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是谴责“历史上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代表们被这颗政治原子弹震慑了！

    须知，在苏共“二十大”十天会议上，人们对于“父亲和导师”斯大林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只有米高扬在发言中，曾批评了几句斯大林，但远远没有如此激烈。

    赫鲁晓夫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甩出这颗政治原子弹。他早就已经预谋揭露斯大林，如他所言：这件事“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直至大会将结束时，“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我鼓起勇气，把这事提出来”。

    赫鲁晓夫当即受到主席团委员们的激烈反对。

    伏罗希洛夫说：“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这些人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将能说些什么呢？”

    卡冈诺维奇则说：“我们将要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

    莫洛托夫也警告道：“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向全体代表作报告——谴责斯大林！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赫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