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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恒初到长安,尽管他发现功臣们都对他格外热情,但这种热情反倒引起了他的不安。在入主未央宫的当晚,他让宋昌担任卫将军,一个人把持南军、北军的兵权,又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宿卫宫廷。功臣集团根本没搭理刘恒的这些小动作,毕竟他们真的没有安什么坏心眼,心想小孩子闹就闹吧,刘恒毕竟初来乍到,有危机感可以理解。

    让代国一系的人马掌握了军队之后,刘恒才安安稳稳地做起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记载刘恒的诏书,牛运震说:“孝文诏书,质古温醇,居然三代之遗。而所行政事亦称之,不徒为空言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而独详录孝文诏令,盖深有见于孝文者,亦以见太史公史体之严也。”(《空山堂史记评注》)说明刘恒的诏书很有文采,也有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其著作中着重摘录了刘恒的诏书。刘恒入主未央宫的当晚就发了一道诏书,大意为:“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几年来诸吕扰乱朝廷、阴谋叛逆,这些家伙都想威胁我们刘家的社稷江山,多亏了各位王侯将相消灭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朕刚刚即位,现在要大赦天下,每个成年男子赏赐一级爵位,没有成年男子的女户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特批全国人民欢庆五天,可以聚众饮酒。”

    这里面要解释一个“集会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禁止非法集会和游行的,秦汉时期也一样,在那时三人以上无故相聚饮酒是犯法的,需要罚金四两。皇帝们都很敏感,他们总觉得人们聚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儿,很有可能聚众谋反,所以一律不准饮酒集会。

    由此看来,刘恒在诏书中允许大家伙儿趁着他登基的好日子聚众喝酒,是开了非常大的恩了,这表现了刘恒的一种气度,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同时也表明了刘恒将要对民间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无为而治”正式出台的前兆。

    刘恒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统治,尽管此时他身旁还有势力庞大的功臣集团,然而这一切在刘恒看来都不是问题。刘恒执政初年,对功臣集团的政策就是“捆绑”,让功臣们的利益和刘恒自己的利益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期则是通过强迫列侯各自回到封国的办法,将功臣与皇帝的矛盾转化成王国与中央的矛盾。

    除此以外,刘恒延续了吕后时期许多好的政策,比如减免酷刑、实施无为而治、尊奉黄老、鼓励生产、放宽对工商业的管制、解放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允许通过买卖爵位来增加人们和政府的收入等措施。

    之所以要延续吕后时期的政策,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它们暗合刘恒自己的治国思想,其次就是可以利用吕后的震慑力来威慑功臣集团。功臣集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吕后。这个女人压迫着功臣集团每个人最敏感的神经,她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功臣元老,周勃等人的内心被深深打上了恐惧外戚的烙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恒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城府,以及整个汉帝国新政的气象。

    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七,刘恒拜谒高祖庙,二十三岁的刘恒正式登基,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展现着,汉王朝平静政局下的暗流悄然涌动,内忧外患依然是这位新君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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