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令要“非才勿举”，荐举来的人如不堪任用要遣送回乡甚至加以禁锢。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时，尚书都令史骆宰提出策试秀才的评定成绩标准，五个问题全答对了为上等，答对了三、四题为中等，答对二题为下等，一问都答不对的落第。尚书殿中郎谢起宗不赞成这种办法，认为不必看答题多少，主要看回答内容是否深透。最后孝武皇帝还是同意骆宰的建议。这是中国古代自实行考试制度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对策”的具体评分标准。

    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开设“五馆”，学生由学馆供给膳宿，学馆中定期考试“五经”，成绩优良的，便可委派官职。这五馆学生不限名额门第，既照顾了士族的权利，同时也给中小地主寒门子弟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四方弟子负笈〔ji急〕求学的非常踊跃，五馆学生曾达数百或近干人。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梁武帝下令说：凡经过考试能通一经的，随才录用，中小地主寒门子弟也不例外。据《陈书·儒林传》载：岑之敬年16岁，考试《春秋左氏传》与《孝经》，成绩优秀，被擢为高第，梁武帝亲自策试，提出许多难题，岑之敬对答如流，因而授“奉车郎”官职并给以优厚赏赐。《颜氏家训·勉学》中说：梁朝的贵族子弟在考试中多“顾人答策”，即雇人替自己考试。大同八年(公元542年)袁宪14岁为国子学学生，国子学博士周弘正当众考试，质疑问难，袁宪神色自若，回答得正确无误。国子学博士十分满意。当时国子学学生考试多行贿作弊，而袁宪的父亲拒绝歪门邪道，严格要求袁宪，所以考官出难题刁难，袁宪对答如流，不久被举为高第。这一事实，既描述了梁代考试的趋向明显地加强，又反映了考试中出现了行贿与雇人代答的弊端。

    北朝孝廉、秀才的考试同南朝一样。北魏孝文帝多次下诏察举，亲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宣武帝时，孝廉、秀才策问盛行，每年人数很多。考察孝廉偏重于儒经章句，策问秀才偏重于文学修养。据《魏书·文苑传》载：孝明帝时，举秀才，“问策五条”。这是因袭了南朝宋明帝时五问全答为上策的考试标准。北齐承北魏旧制，更注重考试，文宣帝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命令辛术察举官员百人，辛术重视考试，“取士以才器”。考试射策十条，能通八条以上，给以九品官职。北齐皇帝常坐朝堂，亲自策试秀才、孝廉，发现有错误漏字者，即点名训斥，罚退站在席后；对字体不工者，即罚饮墨水一升；凡文理不通者，即夺去坐位并解下佩刀。这是皇帝利用考试集中选取官吏的一种方式，也是后来科举殿试的先声。北朝后期由于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在荐举孝廉、秀才时对门第出身的要求不断放松，而对考试的要求却越来越严。

    北朝的秀孝之选，形成了秀才试文、孝廉试经的考试格局及严格的考试等第评定，出现了黜落之法，致使察举秀孝日趋向一种以考试为中心的取士制度演变。

    此外，为改变门阀士族“平流进取”、无功受禄的状况，北朝最高统治者加强了官吏的考课制。《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诏：“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yong拥〕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公元500—503年)以后“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魏书·崔鸿传》)的考试制度化。考试的成绩直接影响到迁叙的问题，如《魏书·崔挺传》记：“众人竟称考第，以求迁叙。”随着察举秀孝考试制度的加强，推及公府辟召、学校擢选及官吏考课诸环节，北朝日益强大的皇权通过加强考试制度举用贤才，以保证训练有素的官吏承负职事，确保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并以此强化其皇权地位，抑制士族势力。同时以加强察举中的考试和官吏考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