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起过选贤使能、唯才是举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内，政府选择中正官比较慎重，许多中正官符合“德充才盛”和“贤有识鉴”的标准，中正官一般比较认真负责，不负责者要受到纠弹；品第人物能以才德为主要依据，而不专重家世阀阅。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或多或少扫除了那种浮华朋党的歪风邪气。中央对选举大权的控制得到加强，国家也就能够经常得到一些有用之才。上述“清定”之制，也有助于士人奋发进取，并有利于仕宦之人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九品中正制初创是选士制度的革新。

    但是，魏晋之际，士族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几乎全部被盘踞朝廷的士族大官所垄断，而品第士人的标准也就逐渐舍弃才德，不论贤愚，专讲家世门第了，甚至发展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程度。于是“九品中正制”就变为扩大士族势力、巩固门阀制度的工具了。这样就堵塞了寒门之人做官的道路，寒门知识分子的进学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摧残。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愤然疾书道：

    而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也不屑于学习，他们所谈的是虚玄，即使学习经学也是作为清谈的资料，他们当然更不肯认真地学习经术了，这也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和学术风气。

    九品中正制是这一历史时期选官制度的支柱。但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通过一些具体的途径来实现。这些途径，大体上还是沿袭了汉代察举的一些办法。到了东晋、南北朝时，还举行考试。孝廉科，考儒家经书；秀才科，考策问(即治国方策)。当时察举经常举行孝廉与秀才两科考试。如西晋武帝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郤诜〔xishen细申〕、阮种被推举后考试优秀均居“上第”，有人怀疑其中有假，因此晋武帝特别召集群士参加在宫廷举行的策问，晋武帝亲自审阅他们的对策，“又擢为第一”。晋武帝十分高兴，问诜：“卿自以为何如？”郤诜回答说：“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晋书·卻诜传》)。这是以稀世珍宝，比喻人才的可贵。所谓“桂林之一枝”的“桂”，指的是月亮中的桂树。后因传说月亮中有只金蟾，月亮也被称之为“蟾宫”，所以考取第一，也称为“登蟾宫”。唐代诗人白居易先考上了进士，他的弟弟白敏中后也考上了进士，他写诗贺其弟：“折桂一枝先许我，穿杨三叶尽惊人。”后人就用折桂比喻考中进士。又如，刺史嵇绍推举华谭为秀才，晋武帝又亲自策试，认为华谭才华出众，是九州秀才、孝廉所不能比拟的。这说明西晋武帝期间是重视考试的。

    东晋初年，凡是地方荐举的秀才、孝廉都不考试，朝廷立即授予官职。东晋元帝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命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晋书·孔坦传》)。这就是说，地方荐举的孝廉、秀才还要考试，成绩太差的，所荐举地方的刺史、太守就要被免官。所以许多孝廉、秀才不敢来朝廷报到，即便来了也托病不考。这反映出当时被荐举的孝廉、秀才，很多是没学问的，只是凭借门第和关系被荐举的。针对这种情况，尚书孔坦建议让荐举来的秀才、孝廉在学校补习几年再参加考试。元帝同意孝廉举来后可以延到七年后再考试，而秀才仍然是举来后就策试。因此诸州秀才听到要考试就惧怕，不肯去，结果只有谷俭一人报到，没能策试，他以为耻，上表要求策试，后考试优秀，任为“中郎”。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武帝亲至延贤堂策问秀才，表示重视考试。宋文帝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限年30岁以上方能为官，增加了年龄限制。由于荐举中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的相当普遍，因此，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