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七起连环敲头案的凶手被擒。齐娜把各类传闻综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他先是在铁道附近敲昏了一个过路女工，在东边新村里敲了一个女中学生，又把工学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后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来妹，都是重伤，据说有一个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已经是植物人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连环杀手的作案次数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计算。

    那一阵子风声鹤唳，天黑了根本没有人敢在街上单独行走，对凶手来说，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这个人又找到了猎物，举着锤子刚想下手，猎物回身给他脸上就来了一脚，空荡荡的街道上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报纸对此作过一次详细报道，作案动机是“仇视社会”，我国似乎没有定义“变态杀手”的惯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细想想会发现，变态，就像电脑病毒发作，病毒本身确实不是动机，病毒和病毒的发作都是客观事实。那么主观的东西是什么？仇视，还是快乐？新闻媒介似乎认定了，一个人去杀人必定是充满了仇恨的，预设了这个社会是值得仇恨的。事实上，他们都忘记了，杀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毙了，也就结束了。美国的变态杀手很多都是判了长期监禁，接受社会学家的研究，像标本一样地存在着。

    记得在二〇〇0年的夏天，我们一伙人曾经在仓库区住过一晚。包括我，老星，亮亮，锅仔，齐娜，还有企业管理专业一个叫李珍蕙的女生，是老星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们不太熟。那天我们是去师范学院看一场演出，整个过程中李珍蕙一直跟在老星身边，我们也没把她当一回事。演出结束后，就近吃了一顿并不丰盛的晚饭，菜很差，钱都用来点酒了。我们聊得很开心，惟独李珍蕙在旁边不说话，有点被冷落的样子。

    那天锅仔和亮亮喝多了，已经不太能走路，我们六个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学校，路很远，司机故意绕了一圈，想从仓库区绕到学校，至少可以多走五公里路。到仓库区时，锅仔吐了，司机停了车子让我们滚下去。四个男的之中，神智清醒到还能打架的，只剩老星一人，而司机五大三粗，手里拎着铁杠，并不是老星能对付的。我们只能下车，李珍蕙付了车钱，还倒赔了几十块钱的清洁费。半夜十点钟，我们被扔在了仓库区。亮亮和我倚在电线杆上喘气，锅仔趴在地上，由齐娜照顾着继续吐。

    深夜的仓库区连灯光都没有，唯一的路灯照着我们，只是很小的一片区域，走出这区域就是不可知的黑暗。李珍蕙指着黑暗中的某一处说，那儿就是校花出事的地方。她的音调非常冷静，我胳膊上起了一层寒栗。老星大声说：“说这个干什么！”周遭猛然一亮，雪白的闪电打开了黑暗中的世界，跟着又熄灭，雷声从头顶上滚过，暴雨就要来临。

    想赶回学校是不可能了，除非把锅仔扔在原地，我们五个人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两公里，翻过学校墙头到达宿舍。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恐怖。雨开始下起来，一秒钟内铺天盖地，在路灯光照下看到的是像幕布一样坠落的雨水。

    在深夜的大雨中，我们都慌了。这当口还有一辆三轮车经过，骑车人穿一件黑色雨衣，整个身体都包裹其中，只露出两条光腿，艰难地蹬着车子，经过我们，兀自进入暗处。三轮车后面装着一口旧五斗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运送五斗橱，诡异得让人发毛。

    只有李珍蕙保持着冷静，她说：“我叔叔在这边仓库上班，去他那里躲雨吧。”我们都表示同意。冒雨跟着她走向某一处仓库，道路漆黑，我和老星架着锅仔。几次滑倒在地，找到李珍蕙叔叔的时候我们彻底变成了六把湿淋淋脏兮兮的墩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