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常常听到这么一种仿佛有道理、其实完全行不通的劝告：写东西要尽量简短、明白，写时别的什么都不必考虑，只要把心里想的准确地讲出来就行了。当此之际，谁也不提另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一定要选好自己的保护人。”——而这个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因为，一本书写出来，总是为了让什么人读的，而既然保护人并不光指发钱的会计，还以一种非常微妙而隐晦的方式指某种作品的唆使者和授意者，那么，找出这么一个理想的人选就是至关重要的事了。

    但是，究竟谁才是理想的人选，谁才能够引诱作家的头脑构思他那最佳杰作，促使他那孕育之中的种种充满生机的作品诞生出来呢？对于这学保护人是由咖啡馆的才子和格拉布街从一大批竞争的刊物当中选出某一个对他最合适的主顾。“对他们统统不必考虑，只想着你的番红花好了。”——这么说是不济事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你的番红花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欣赏中才算一朵完整的番红花。迟早也许会有人专为他自己一个人写作，不过那只是例外，而且还是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愿意读他那些作品，就让傻瓜们读去吧。

    个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大致说来，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选择贵族和剧场观众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18世纪的文学保护人是由咖啡馆的才子和格拉布街的书商这两种人组成的。在19世纪，大作家都为那些半克朗一本的杂志和有闲阶级写作。当我们回顾这些不同的联盟并赞赏它们所产生的辉煌成果时，我们觉得这一切要跟我们的尴尬处境比起来，真是单纯得令人羡慕、像大白天一样清楚——可我们自己又该为谁而写作呢？因为，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保护人是空前的品类繁多、叫人糊涂：有日报、周报、月刊；有英国的读者和美国的读者；有畅销书读者和滞销书读者；有文化修养高的读者和追求紧张情节的读者——他们现在全都组成了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实体，通过各自的喉舌宣布了他们的不同需要，把他们赞成什么、不满什么全都告诉大家知道。譬如说，一位作家看见肯星顿公园里番红花初次开放，受到了感动，在他动笔写文章之前，先得从一大批竞争的刊物当中选出某一个对他最合适的主顾。“对他们统统不必考虑，只想着你的番红花好了。”——这么说是不济事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你的番红花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欣赏中才算得一朵完整的番红花。迟早也许会有人专为他自己一个人写作，不过那只是例外，而且还是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愿意读他那些作品，就让傻瓜们读去吧。

    即使每一个作家不是为这一些读者就是为那一些读者而写作，心高气傲的人仍会说读者应该是柔顺的，无论作家高兴写什么，他们都只能恭恭敬敬地接受。这种论调仿佛有理，却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因为，那么一来，作家虽意识到了自己的读者，可又超越在读者之上——这却是一种既不舒服又很不幸的结合，塞缪尔·巴特勒、乔治·梅瑞狄斯和亨利·詹姆斯每家早餐桌上准时出现？”

    但是，一朵番红花够吗？它大概必须带着一种金灿灿的颜色，能够闪耀到很远的地方，非常值钱，而且带有作者的署名吧？报纸，无疑是能够繁殖番红花的一部大机器。但是，如果我们察看一下这些番红花，就会发现它们远非每年3月初在肯辛顿公园里从草丛中绽开的那些小小的黄花或紫花。报纸上的番红花自有它的动人之处，但它是另外的一种植物。它能恰好填满给它指定的那一部分篇幅。它能放射出金色的光辉。它亲切、友好、热情。它也精致完美——不要以为《泰晤士报》的“本报戏剧评论员”或者《每日新闻报》的林德先生似的号叫；才气横溢的文章，一旦挪离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会变成尘土、沙砾和草皮。报刊文字，倘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