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轮光圈，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我们不仅要为文学中的勇气和真诚而申辩，我们也要明白提出：小说的恰当素材是跟习惯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东西稍有不同的。

    至少，我们想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他们当中，詹姆斯·乔伊斯先生

    既然如此，目前摆在小说家面前的问题，正如我们揣测往昔的情况那样，在于想出办法——能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写出来。他得拿出勇气来，说现在他感兴趣的已经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他只有用“那个”来构思自己的作品。对于现代人来说“，那个”——兴趣的中心——很可能就存在于心里的隐蔽之处。这么一来，着重点一下子转移了，移到了一向为人忽视的某种东西上面来了；于是，不但我们的前辈莫名其妙，我们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某种迥然不同的形式就应运而生了。也许，只有一个现代人，或者说只有一个俄国人，体会到了像契诃夫写进他那篇叫作《古谢夫》的小说里的情境的趣味。几个俄国兵被遣送回国、病卧在船上。我们读到了他们一些谈话片断、一些思想活动。然后，有一个兵死了，被抬走了。别的兵继续说了一阵话。最后，古谢夫也死了，样子“像一根红萝卜或者白萝卜”，给丢进海里。小说的重点放在那么一些叫人意料不到的地方，乍一看来好像根本没有什么重点。然而，当我们的眼睛习惯于幽幽的微光，把房间里件件东西的轮廓一一认清之后，这才看出来这篇小说写得多么圆满周到、多么深刻，而契诃夫又是多么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印象，他挑选出这一点、那一点、另外一点细节，将它们排列在一起，于是就构成了崭新的内容。但是，我们无法说“这一点是喜剧性的”、“那一点是悲剧性的”；而且，由于我们一直被人教导说，短篇小说应该写得简练而带结论，但这一篇却写得含含糊糊又不带结论，所以，我们也说不清它到底算不算短篇小说。

    要对现代英国小说哪怕进行最初步的评论，也不免要提一下俄国人的影响，而只要一提俄国人，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到：写文章谈小说，要不谈他们的作品，简直是浪费时间。不从他们那里，我们又从什么地方去寻找对于心灵那样深刻的了解？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物质主义感到腻烦的时候，他们——哪怕最不起眼的小说家——却对人的精神生来就怀有一种天然的崇敬。“要学会和人们亲近。……但是，不要让这种同情仅仅出自理智——因为出自理智的同情是容易的——而要发自内心，发自对于人们的爱。”的英国小说证明了我们对于幽默和喜剧、对于大地的美丽、对于才智的活动、对于人体的光辉所具有的天然爱好。但是，我们从这样大大悬殊的两国小说比较之中所得出的任何推论都是于事无补的，除非这些推论能使我们充分看到小说艺术的广阔可能性，并且提醒我们它的前景无限，无论什么“方法”，什么试验，都不会受到禁止——除了虚伪和矫饰。“小说的恰当素材”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是小说的恰当素材；头脑和心灵的一切特点都值得吸取；一切知觉印象都有用处。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小说艺术重新生气勃勃地回到我们当中，她一定愿意让我们不仅尊重她、热爱她，而且训练她、驯服她。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恢复她的青春，保证她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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