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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夏洛蒂·勃朗特诞生以来,100年过去了

    这些情况既然影响了她的性格,想必也要在她的作品当中留下痕迹吧?我们想,一位小说家,自然要靠着许许多多难以经久的材料来构筑他的作品,这些材料一开始虽能给他的作品增添真实性,到后来可就要变成累赘无用的东西了。当我们又一次打开《简·爱》,心里禁不住犯疑:她用自己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会不会只是一个陈旧的、过时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世界,就像荒原上的那座牧师住宅,只有好事者才去参观,只有虔诚者才会保存呢?我们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打开《简·爱》的。可是,读了两页,一切疑虑都一扫而光了:

    “起着皱褶的猩红色帐幔遮住我右方的视线;左边,明净的窗玻璃保护着我,却不能使我与那阴凄凄的11月的白天隔离。一面翻动着书页,我不时抬起头来审视这冬日下午的景色:远处呈现出一派灰蒙蒙的雾霭;眼前是湿淋淋的草地和正被风吹雨打的灌木丛,而那绵绵不停的雨,在久久哀号的狂风吹送下,‘唰、唰、唰’地飘向远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书里的荒原更经久,比那“久久哀号的狂风”更容易受到气流的支配而变幻不定了。同样,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兴奋状态更为短暂易逝呢?但它竟然催着我们一口气把书读完,不容有时间思考,不容我们的眼光离开书页。我们被小说如此强烈地吸引,假如有人在房间里走动,那动作也好像是发生在约克郡,而不像是在你的房间里。作者拉住我们的手,迫使我们跟她一路同行,让我们看她所见到的一切;她一刻也不离开我们,不许我们把她忘记。最后,我们就完全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义愤之中了。与众不同的面孔,轮廓突出、相貌乖戾的人物,都在我们眼前闪现;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她的眼睛我们才能看见的。她一走开,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想到罗切斯特,我们同时也就想起简·爱。想到荒原,我们也不能不想起简·爱。甚至,再想一想书里的客厅,那些“好像覆盖着鲜艳的花环的白色地毯”,那只淡白色的巴洛斯壁炉,壁炉上那“红宝石一般鲜红的”波希米亚玻璃片,以及那“雪白与火红相间的混合色彩”——如果把简·爱撇开,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简·爱的缺点是不难寻找的。总是做家庭女教师,总是陷入情网——这在一个许多人既不当家庭女教师、又不爱什么人的世界里,毕竟是一个严重局限。与此相比,像奥斯汀或者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具有数不清的侧面。他们活得生气勃勃,对许多不同的人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而这许多人就像镜子一样从多方面映照出他们的性格。他们随意在各处走动,不管作者是否在察看他们;在我们看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而这个世界一旦由他们形成,我们自己也可以进去见识一番。从个性的力量和眼界的狭窄来看,托马斯·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倒是互相接近的。但是,两个人的差别也很大。我们读《无名的裘德》甚至根本就没有觉察那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了这么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

    因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们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在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里稠密地积累起来,并牢牢地打上了戳记的。他们的心灵所产生的一切无不带着他们自己的特征。他们很少从别的作家那里学习什么,即使采取一点儿什么,也消化不了。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的风格似乎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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