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就要西征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前各自为对方做点什么事，或留下点纪念的东西。

    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为不被“左”倾领导者喜欢，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随军远征的。当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闲谈中，谈到了愿意随军转移的愿望。那时他和董必武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他这样问董必武：“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半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策者们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倾领导者为什么不喜欢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倾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

    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左”的肃反路线。

    何叔衡的公开抵制及一次次“不听话”行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和执行者显然不会放过。

    1933年初，“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他们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不出所料，反“罗明路线”由地方而中央政府机关，何叔衡亦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接二连三地遭到批判和打击。到1934年初，又被撤掉一切领导职务。长征前，在讨论决定谁走谁留名单时，尽管毛泽东希望何叔衡和瞿秋白等能一道随军出发，且何叔衡又作了行动的准备，但由于“左”倾领导者不同意，何叔衡和瞿秋白等最终还是被留下了来。

    何叔衡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当他知道自己被留下后，特到集市上买了点肉、鱼，杀了只自养的鸡，还准备了清酒、花生，在梅坑设便宴与好友们告别。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午饭后，何叔衡将自己的两双草鞋送给了远征的战友。他还用马亲自将谢觉哉送回住地叶坪，并将自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赠送给谢觉哉留作纪念。

    当天晚上，何叔衡又备了一壶清酒，一碟花生米，请来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伯渠。二人促膝对酌，彻夜畅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又脱下身上一件女儿何实山特地为他织的毛线衣，慷慨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等编在特别班。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是党内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

    面对何叔衡的真挚情意，林伯渠感动不已，当即赋《别梅坑》诗一首：

    没料到，二老梅坑这次相聚，竟成永别。

    红军西征后，根据地很快沦陷，何叔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