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8日，暮色苍茫。在惨淡的月光映照下，宽阔的于都河面上架起一座座长长的浮桥。浮桥上，军委“红星”纵队的队伍，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纷沓的脚步、散乱的马蹄踏踩得它发出“扎扎”的声响。河岸边，有着数不清的火把，数不清的人。苏区的父老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渡口，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呼喊，为出征的亲人们祝福送行。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斗笠，有的帮着挑担，有的往战士怀里塞鸡蛋，有的则高唱《十送红军》等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

    随着涌动的队伍，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好不容易挤到“红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跟前，两位多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紧握双手，依依惜别，热泪盈眶。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回想起当年出征时的悲壮场面，为怀念刘伯坚于都河边热情相送的感人情景，慨然命笔，赋诗一首：

    刘伯坚，四川巴中（今平昌）人。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早期党员。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在策动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是红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叶剑英非常了解刘伯坚。

    早在苏联留学时，他们就已相识。回国后，又一起在中央军委工作。当时，一个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一个任军委秘书长。同志又同事，使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

    1934年5月17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设立赣南军区，下辖第一、二两个作战分区和信康、南雄两个游击区。刘伯坚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被“左”倾领导者指令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担负着于都河的架桥任务。对于工作，刘伯坚没有二话，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每天来到架桥工地，筹划着架桥和后勤支援等事宜。但对于留守，他的心情是闷郁的。

    他很想和主力红军一道远征，也希望有人能替他说说话，争取争取。

    他首先想到了叶剑英。叶剑英时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他的话应该是起作用的。

    刘伯坚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四局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请求你向军委反映我的要求，我还是随主力红军走吧！”

    叶剑英很同情刘伯坚。他知道，伯坚在苏联留学时，曾顶撞过王明、博古等人。博古到苏区不久，便将伯坚调离了红五军团，这次将伯坚留下，又是博古亲自圈定的。他更知道博古一惯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善用“无情打击”之手段。

    但是，不管怎样，于情于理于道义，叶剑英还是向博古转达了刘伯坚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不出所料，博古一听，立刻将脸拉得老长：“那怎么行？留下刘伯坚是中央的决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不留下，地方工作谁来做，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怎么开展？”

    叶剑英知道多说无益，一转身，默然而去。

    刘伯坚似乎早就料到结果，他准备了一桌酒菜，有鱼有肉，还有几样新鲜蔬菜，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丰盛的了。两位老战友把酒问盏，相对而坐。他们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为分离后的前景而挂虑。什么话都讲过，又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说，三番四复地相互祝愿，总觉言犹来尽。因为他们知道，留下来固然生死难卜，但随军远征同样是艰险重重，要冒很大风险。

    主力红军转移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猛扑过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