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移”非同小可，5月书记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5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上海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有回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6、7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没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提出的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月25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的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9、10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红军继续分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过于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年9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举破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仓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过于迷信共产国际，过于迷信斯大林，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这一方面，“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感慨可谓最深。

    周恩来不会忘记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倘若当时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顾问不是那么软弱，主张退让的话，而采纳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等坚持以武力对付蒋介石的主张，也许，那段历史就要改写，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飞黄腾达的蒋介石。

    1926年3月，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抵达广州，视察和指导广东革命运动。

    布氏在苏联享有很高声望，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组织部成员。他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攻占冬宫的五人小组成员。

    在苏联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红军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在中国期间，他化名伊凡诺夫斯基。使团成员共十余人，其中有苏共远东区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